公元1402年，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大明燕王朱棣的靖难大军终于抵达应天（南京）城下，金川门守将李景隆、谷王朱橞匆忙开门投降，执政不过4年时间的建文帝朱允炆最终焚宫失踪，朱棣就此登基继位，是为“明太宗”，后更为“明成祖”。
泱泱华夏5000余年，朱棣绝对是史上最传奇的藩王，没有之一。无论是“七国之乱”，还是“八王之乱”，甚至是“安史之乱”，还真没有哪一个藩王能真得推翻中央王朝，特别是唐朝之后，中央王朝的权力越来越集中，藩王除了受到各方面的监视，封国、府兵、财赋都不足以单独挑战皇帝权威，有不少祸乱才发生就被迅速镇压，但是朱棣为什么能起兵成功？
建文帝没有监视他吗？
监视了。
建文帝没有收缴兵权吗？
收缴了。太宗这个庙号，其重要性在一般的大一统王朝中仅次于开国太祖。朱棣怎么会不想做明太宗？无论是他也好，朱允炆也好，心心念念的都是能成为明太宗。
明朝的开国太祖是朱元璋，太宗这个庙号，本来应该是第二任皇帝朱允炆的。朱允炆登基之后，追尊其父懿文皇太子朱标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可见其本人对太宗的庙号是势在必得。
可惜由于其过于激进的削藩和改革措施，同时得罪了宗室和武勋这两大王朝的支柱力量。最终经过三年的靖难战争，起兵造反的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推翻了朱允炆的统治。朱允炆虽然当了四年皇帝，可不要说太宗了，最终连个庙号都没有。直到明朝灭亡之前，在史书上都被称为建文君。而朱棣在永乐二十二年去世之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太宗的庙号。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感到疑惑，既然朱棣是明太宗，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称他为明成祖呢？庙号也能改来改去的么？朱棣的庙号从太宗被改为成祖，发生在明世宗嘉靖年间，事件本身充满了皇帝本人的算计。
朱棣长陵
不改成祖就要被迁出太庙？以讹传讹
对于嘉靖皇帝的做法，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当时太庙中的神主牌位已经达到上限。明世宗如果要让自己老爹兴献王朱祐杬“称宗祔庙”的话，就要先从太庙中迁出一块神主牌。由于开国太祖朱元璋不能动，嘉靖皇帝又不敢拿朱棣开刀，所以将其庙号改为成祖也来个百世不迁。最终大胖子皇帝明仁宗成为倒霉蛋，牌位被迁出了太庙。
这套似是而非，但又颇能自圆其说的说法，蒙住了不少人。事实上这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和经不起推敲的。在明朝开国之初，太祖皇帝就定下“天子九庙”的制度，意思就是太庙正殿中只放置九块神主牌位。等到明宪宗朱见深继位后，太庙中的神主牌位达到上限，分别为：
德祖朱百六、懿祖朱四九、熙祖朱初一、仁祖朱五四、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和英宗朱祁镇。
太庙
因此当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宪宗驾崩后，新继位的孝宗朱佑樘就要面临一个太庙迁祧的问题。这样的棘手的问题，自然是要召集大臣一起开会讨论。同样不出意料的是，朝堂上出现了两派意见。
一派认为应该借这个机会将德祖、懿祖、熙祖一起祧出太庙。等宪宗皇帝祔庙之后，太庙制度改为七庙，这样更符合周礼。这一派的核心论点是等日后孝宗本人驾崩，就把仁祖的神主迁出，将朱元璋的神主牌放到中间，作为大明的始祖。
另一派以礼部尚书周洪谟为首，他们的建议是只祧懿祖，仍然保持天子九庙的制度。同时将德祖定为始祖，太祖和太宗则仿效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百世不迁。这一派的论点更多地考虑到了太宗朱棣的历史地位。毕竟大明现在的皇帝都是靠着朱棣的功劳，才能有今日的皇位。如果将他迁出太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国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图，追祀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龙驭上宾，遂备九庙。在当时则德祖尊为高祖，以上盖无可推之亲。在今日则德祖尊为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万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递迁，寔惟古制。—《明孝宗实录卷七》
最终孝宗采纳了周洪谟的意见，将宪宗祔庙，懿祖祧出，太庙中格局变为：
德祖朱百六、熙祖朱初一、仁祖朱五四、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
等到孝宗驾崩，武宗朱厚照继位，即按照先帝成例将熙祖祧出，太庙中格局变为：
德祖朱百六、仁祖朱五四、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佑樘。
武宗驾崩后由于无嗣，其堂弟兴王世子朱厚熜从湖广安陆来北京继位，是为世宗。按照惯例将仁祖祧出，太庙中格局变为：
德祖朱百六、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佑樘、武宗朱厚照。
明世宗画像
嘉靖朝之初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事件，简单来说就是明世宗是不是应该叫自己的伯父孝宗为“皇考”，而称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叔父。最终嘉靖皇帝高举道义的大旗，利用文官斗文官，取得阶段性胜利，为生父争来了“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称号。这个结果自然不能让朱厚熜完全满意。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专门用来祭祀“献皇帝”的世庙，在太庙外的环碧殿旧址上落成。世宗距离自己的终极野心，让老爹“称宗祔庙”又近了一步。等到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明世宗又搞了一个独尊太祖的把戏，把德祖的神主迁出，这样太庙中就空了一个位置出来。换句话说，此时的太庙中本来就只有八块神主牌位。哪怕嘉靖皇帝厚着脸皮将他老爹的牌位放进去，既不需要动朱棣，也不需要动仁宗的牌位。
十年正月，帝以庙祀更定，告于太庙、世庙并祧庙三主。迁德祖神主于祧庙，奉安太祖神主于寝殿正中，遂以序进迁七宗神位。—《明史卷五十一·志第二十七》
但是兴献王毕竟没有当过一天皇帝，唯一的功劳就是生了嘉靖帝，让他称宗实在是说不过去。明世宗苦苦等了多年，终于在嘉靖十七年（公元158年）等来了机会。已经退休的前扬州府同知丰方上疏请皇帝复古礼建明堂，让献皇帝称宗祔庙。嘉靖皇帝大喜过望，立刻下旨礼部讨论此事。
先是致仕杨州府通判同知丰方奏：“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孝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 下礼部会议。—《明世宗实录卷二百十三》
兴献王画像
礼部尚书严嵩本想继续打太极糊弄皇帝，但在世宗将明确反对此提议的户部侍郎唐胄下狱之后，严嵩也不敢再行推诿。但是朱厚熜脸皮再厚，也知道这事自己实在不太占理，因此在当年九月的时候，皇帝大人把太宗朱棣抬出来扯大旗。认为文皇帝“中定艰难”，应该称祖。同时将朱棣原来的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给改成了“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原来的谥号中，朱棣是“体天”，意思就是体会太祖的遗愿，然后再“广运”，表示将高皇帝的江山发扬光大。到了朱厚熜这，一个“启天”再加一个“肇运”都是重新开创江山的意思。朱棣恐怕死也想不到，“反贼”这顶帽子居然是自己的后世子孙给自己戴上。
辛未朔，上谕礼部曰：朕为我国家之兴始，皇祖高皇帝也。中定艰难，则我皇祖文皇帝也。二圣同创大业，功德并焉，宜称祖号。我皇考献皇帝躬备大德，是以延及朕身，入嗣祖位，宜荐宗称。矧今大享已成，议奉皇孝配。将当举事之期，先用荐上鸿号。尊文皇帝庙号为成祖，谥曰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以十一日行礼。导皇孝庙号为睿宗，谥曰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同日异时行礼。—《明世宗实录卷二百十六》
严嵩剧照
结语：通过本文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朱棣的庙号之所以从“太宗”被改为“成祖”，并不是因为太庙没位置了，不改庙号就要被迁祧。实际上朱棣即使一直是“太宗”，他在太庙中的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
而明世宗之所以这么干，表面原因是为了自己老爹得以称宗祔庙。根本原因在于巩固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作为一个由旁支入继的皇帝，明世宗非常在意自身的正统性。他改朱棣的庙号和谥号，还有一层隐秘的含义是要提醒大家，这位文皇帝也是旁支入继大统。
既然建文帝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为什么朱棣还是逃过抓捕，并最终起兵成功了呢？
这就不得不说说靖难之役背后的“谍战”。
一、尾大不掉的藩王
朱元璋，明太祖高皇帝，草根出身的他能登上帝位，背后的付出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这种出身的皇帝往往最担心的就是别人来抢他的皇位，如同“寇可往，吾亦可往”，既然草根朱元璋能当皇帝，为什么别人不行？没有“正统性”就是朱家最大的先天劣势。
因此，朱元璋设计的大明帝国必须是“家族企业”，朱家必须持有绝对多的“股份”，这样任何外姓世家才不能觊觎皇位。
怎么才能让老朱家“一家独大”呢？
朱元璋的解决方案便是“杀功臣”、“设藩王”。
前者是避免新皇帝威望不足反被大臣架空，后者则是为了在权臣已经架空皇帝后，由藩王“清君侧”。所以朱元璋又恢复了“藩王”掌兵的制度，这种制度在晋朝尤为严重，思路与晋武帝司马炎基本类似。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在这种制度下，朱元璋大封子嗣为王，前后共封了25个藩王，24个都是他的亲儿子。这些藩王中，秦、晋、燕、宁、代、谷、辽7位藩王都在北方，构成了大明帝国的东北防线，每个藩王辖下三个护卫军，每个护卫军从3000－1.9万不等，其中燕王朱棣、宁王朱权都是“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的主，而且宁王的“朵颜三卫”是混合了蒙古人的超级野战军，对朝廷的威胁不可谓不大。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晚年竟然有意扩大燕王权力，《明太祖实录》中就记载了一段朱元璋对左军都督杨文的训诫：
“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国之门户，今以尔为总兵往北平参赞，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宁三府护卫选拣精锐马步军士随，燕王往开平堤备一切号令皆出自王尔奉而行之，大小官军悉听节制，慎毋贰心而有疑志也！”
意思是晚年的朱元璋把节制谷、宁二王护卫军的权力也给了朱棣，这么一来，朱棣岂不是成了北方集团军总司令，可调动的兵马已经超过了10万人？难怪建文帝最不放心的藩王就是朱棣。
二、削藩前的周密部署
明太祖朱元璋一驾崩，建文帝的削藩行动便开始了。
1、禁止诸王奔丧
“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
建文帝首先抬出太祖遗诏，说是朱元璋不准各大藩王进京，以此阻断了藩王聚首哭丧的可能。这么害怕藩王聚在一起，为什么？这恐怕是建文帝内心的不自信在作怪，一是担心藩王在应天闹出事情，二是害怕他们在新政未推行前结成“攻守同盟”，这似乎也表明了新皇帝对藩王的不信任，更表明新皇帝要拿藩王开刀。
2、先除羽翼，杀鸡儆猴
按照齐泰、黄子澄的削藩谋划，建文帝采用“先易后难”的策略，先铲除了威胁不大、兵权不重的普通藩王，其目的就是把可能帮助朱棣的藩王先收拾掉。
公元1398年，建文帝以周王朱橚次子朱有爋告发父亲谋反为由，废周王为庶人，迁往云南蒙化。次年，湘王朱柏举家自焚，齐王朱榑、代王朱桂被软禁，岷王朱楩废为庶人，流放漳州。
3、“战略”包围北平
在拿下几个小藩王的同时，建文帝已经开始部署对燕王的“包围网”。
公元1398年，建文帝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什么是布政使、都指挥使？前者类似于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后者是军队的地方司令员。如此一来，建文帝就等于架空了朱棣，把持了北平的军政大权。另外，建文帝还不放心，又派都督宋忠、徐凯、耿王献率兵屯住开平、临清、山海关，调北平、永清二卫兵于彰德、顺德，等于是拿走了朱棣的亲军，而且中央军就驻扎在北平不远，随时可以杀来。如此部署可谓万全。
三、暗中较量的“间谍”
从建文帝的部署来看，除掉藩王是他最终的目的，不论是先拿下小王，还是部署北平包围网，建文帝的真正目标是燕王朱棣，为什么一定是朱棣，而不是宁王、谷王、辽王等人呢？笔者认为除了朱元璋临终时让燕王节制宁、谷等王护卫这一原因外，建文帝留在燕王府中的间谍才是幕后最大的推手。
1、王府中的一号“间谍”
建文元年，燕王府长史葛诚入京奏事。所谓“长史”，即是王府中的首席秘书长，总管王府事务，也负责规范藩王言行，可以理解成王府的大管家，是朱棣的重要幕僚。葛诚之所以要入京奏事，主要是朱棣让他代表自己向新皇帝表明忠心，结果他不仅没有让建文帝对朱棣安心，反而把府中不该说的全数透露了，等于把朱棣扒了个精光，相信朱棣不满建文帝的真实情感也因此暴露，坚定了新皇帝削藩的决心。
回到北平后，葛诚并未如实汇报面圣的经过，反而有所隐瞒，两相比较，基本可以确定葛诚忠于建文帝，而不是自己的直接上司燕王，而他的主要任务便是留在府中监视朱棣的一举一动，为削藩做准备。
2、燕王军中的“小细作”
《明史》：“夏六月,燕山百户倪谅告变,逮官校于谅、周铎等伏诛。下诏让王,并遣中官逮王府傣,王遂称疾笃。”
根据《明史》记载，就在葛诚入京奏事后不久，燕军百户倪谅便秘告朱棣麾下大将于谅等人谋反，建文帝部署在北平的包围网立即行动，当即诛杀了于谅等人，同时下诏书责备朱棣，吓得朱棣只好装病以博取建文帝的同情。很明显，这一事件里起关键作用的是这个百户倪谅，他又是谁？
百户，类似于军中的百夫长，明代的百户为正六品，统兵120人，这种级别的将领恐怕连中层将领都算不上，谋反这样的大事他是如何得知的？
至于说于谅等人，他们无一不是燕王部属，单独谋反肯定是没有这个胆量的，再加上谋反一案并未牵出主谋燕王，可见倪谅的交给建文帝的“情报”还不够分量，还不足以证明燕王有谋反的举动。但此事却把燕王吓得“病了”，所以很可能是建文帝用自己埋在军中的小细作“敲打”了一下燕王，为之后准备的削藩行动做铺垫。
3、建文阵营里的“间谍”
燕王朱棣装病发疯后，朝廷肯定是不相信的，所以张昺、谢贵立即上门查看究竟。朱棣为了让两人相信，故意在盛夏之日用火炉烤火，还一边大呼：“好冷！”如此诡异的一幕让两人几乎相信燕王是真的疯了。然而，就在朱棣的表演差点荣获“最佳影帝”时，作为燕王府头号间谍的葛诚却暗中告诉张昺、谢贵：“燕王根本就没有病，你们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啊！”
这下朱棣的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建文帝已经知道朱棣没有病，抓捕朱棣的命令随即被送至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张信处。如果这一命令没有被朱棣探知，燕王的命运必定和湘王无异，然而朱棣却事先在府中埋伏了800兵士，待张昺、谢贵进入燕王府时，突然反杀二人，并迅速挖出了埋在府中多年的“间谍”长史葛诚、指挥卢振，然后在同一天攻克北平九门，宣布起兵。
燕王朱棣是如何得知建文帝密令的？
这便是建文阵营里最大的“间谍”送出的情报，此人就是另一个北平都指挥使，张信。
张信本来是建文帝派来制约朱棣的，而且一早就得到了铲除燕王的密旨，然而当建文帝真的发出抓捕燕王的命令后，张信反而急得“三造王府”，但都没能进去，这家伙一急忙，竟然“乃乘妇人车径至门”，这才得以把情报送给朱棣。
为什么作为高级北平地方司令员的张信宁可投奔朱棣，也不按建文帝的密令行事？
《明通鉴》：“初，张信之至燕也，与昺等同受密旨，忧惧不知所出。以告母，母大惊曰：“吾闻燕都有王气，王当为天子。汝慎勿妄举，取赤族祸也”
意思是张信的母亲觉得朱棣能成为帝王，要儿子坚决拥护朱棣，这显然有些可笑，一个老妇人如何看出朱棣能成为帝王的，难道他是女版“姚广孝”？恐怕这是为张信背叛找的“借口”，因为古代非常推崇“孝”，既然是母亲要儿子这么做的，那张信就情有可原了。
事实上，张信一到北平就投奔了朱棣，他告诉朱棣的情报不止是建文帝的密令，连隐藏在王府的“间谍”葛诚也因此暴露，为什么葛诚此时才暴露？这很可能是因为之前张信也不知道葛诚是建文帝的“间谍”，直到他告诉张昺、谢贵燕王根本没病时，张信才发现葛诚的真实身份，所以朱棣才能精准打击，直接把葛诚拉出来斩首。
不过，张信的情报只是“建文帝要动手了”，至于“什么时候动手”、“怎么动手”两大关键问题，张信恐怕也没掌握。这时候起关键作用的另一个“间谍”登场了，此人是布政使张昺的属下，李有直。
《明通鉴》：会昺等部署卫卒及屯田军士，布列城中，一面飞章奏闻。布政司吏李有直窃其草，献之府中，燕王亟呼护卫张玉、朱能等率壮士八百人入卫。
李有直在张昺准备部署军队进入北平城时，偷到了张昺的给建文帝的密奏草稿，里面正是抓捕朱棣的细节，于是他连忙前往燕王府中，把整个计划都告诉了朱棣，朱棣这才知道了张昺、谢贵的全部计划，也知道了两人的目的是抓捕他，而不是杀了他，朱棣便制定了应对的策略，调800壮士埋伏在王府中，待张昺等人进入时，一举捕杀。
公元1399年7月，燕王朱棣终于得以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帝精心部署的包围网完全破裂。
综上，明成祖朱棣之所以能成功发动靖难之役，除了他本人运筹帷幄、忍辱负重外，成功的情报工作才是关键。建文帝怎么都不会想到，即便他收了朱棣的兵权，让自己人当布政使和都指挥使，还策反了燕王长史，依然不能铲除朱棣，因为朱棣得到了张信、李有直的重要“情报”，不仅把隐藏在王府里的头号间谍葛诚挖了出来，还弄清楚了抓捕行动的全部计划。有了料敌于先的情报，朱棣只用800壮士就粉碎建文帝的削藩，还控制了北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