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天下板荡，洪流滔滔，韩山童与刘福通等以白莲教聚众举旗起义。因为这一支义军举着红旗，头扎红巾，又称作“红巾军”，又因焚香聚众而被称作“香军”。
由于“天下苦元久矣”，刘福通率领红巾军一呼百应迅速壮大，韩山童被杀之后，刘福通就尊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主。1355年，朱元璋参加红巾军的第三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号称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红巾军起义再次掀起高潮。之所以立国号为宋，是因为韩山童自称宋徽宗的八世孙，当初起义檄文里说过“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朱元璋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奉韩林儿为帝：攻下南京之后，韩林儿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攻下浙东之后，小明王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1361年正月封朱元璋为吴国公。1364年元旦，朱元璋已有帝王气象，被百官推举为吴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
因此，元朝与明朝之间，实质上还存在着一个小宋朝。不管小宋朝实力如何，至少朱元璋是以“龙凤”纪年，承认小宋朝的存在。按照华夏确立国号的传统，一般是以前朝给其封地为国号，以示政权的传承性与合法性，夏商周秦汉唐莫不如此，既然小宋朝封朱元璋为吴国公，那么朱元璋建国之后，为何国号不选择“吴”而选择“大明”？
明朝开国之前，朱元璋先为吴国公，后来自立为吴王，按常理来说，朱元璋应以“吴”为国号，但结果却以“大明”为国号。其实，当时朝野对此国号的出处已经明确，并且达成共识，不存在什么争议，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将明朝国号与明教、五行说等相联系，于是明朝国号由来反而就变得扑朔迷离了。
朱元璋为何弃用“吴”这个国号，史书上没有正式说法，但了解一下以吴为国号的政权就明白了。历史上的吴国有五个，春秋吴国、三国东吴、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杨吴、明朝前身（史称西吴）、元末张士诚的吴政权（史称东吴）。以吴为国号的国家比较邪门，除了春秋吴国之外，其他的国祚都很短，都被他国所灭，因此即便朱元璋再不信鬼神，估计也不敢拿王朝命运开玩笑。更重要的是，张士诚盘踞在苏州，是朱元璋的老对手，他初称周王，后改称吴王，这让朱元璋还怎么以“吴”为国号？
所以，没办法以封地名称为国号，于是朱元璋只能重选国号，而之所以选择“大明”，应该包含了五行说，但与明教、明王出世只能说是巧合。
金庸《倚天屠龙记》中，朱元璋是明教凤阳分舵舵主，使用阴谋诡计逼走了张无忌，掌握了明教大权，建国之后就以“明”为国号。实际上，金庸这是在抹黑朱元璋，因为韩山童与刘福通信奉的主体是白莲教，朱元璋也没有窃取谁的权力，而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
所谓白莲教，是南宋初年昆山人茅子元所创，崇奉阿弥陀佛，后来在宣教时，与明教、弥勒教、道教互相渗透融合，因此才有白莲教声称“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等说法，元朝义军多次利用白莲教起义，金庸里朱元璋与波斯明教关系其实是谬误。由于各种宗教融合，所以韩山童又宣传“明王出世”，希望百姓相信一旦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了，就迎来了光明的极乐世界。
因此，明朝国号出自明教之说，纯属胡扯，红巾军主要是依靠白莲教聚众，只是在宣传时借用了明教的明王这一角色。
不过，从“明王出世”看，朱元璋驱除鞑虏，拯救万民于水火，是百姓心目中期盼的“明王”，朱元璋以此自诩，以此为国号，好像也能说得通。只是这一说法有二个不合逻辑之处：一是“明王”只是“王”不是“皇”，朱元璋没有必要自降一级吧；二是朱元璋还是采用儒家治国，“明王出世”是外来宗教说辞，如果明朝国号由此而来，这让天下读书人怎能接受？
想让天下读书人接受，朱元璋选择的国号就必须出自儒家经典，而“大明”这两个字在儒家经典中就曾多次出现，比如以下：
《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管子》：“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於大清，视於大明。”
从明字含义上看，明字始见于甲骨文，就是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的简化组合，本义代表日月交辉而大放光明，由此引申指照亮、点燃、公开的、天亮等，无论是字形还是含义，三千多年来没什么变化。所以，“大明”的含义就很明确了，就是日月交辉而大放光明，还有推翻元朝黑暗统治让万民沐浴于光明之意，与“明王出世”、明教之“明”只是巧合而已。
可见，本来“大明”出自儒家经典，很有深度的一个国号，也不存在什么争议，但随着岁月变迁，尤其在经过金庸的歪说之后，就变得愈加扑朔迷离了。时人对于明宪宗成化帝的认知，多源于当年红极一时的《明朝那些事》。然该书戏说成分过多，时常招人诟病，而且书中对成化朝的篇幅也很简略。故时人对成化朝的认识，很难说不是极为刻板的。本文作者有成化立嗣开始，推出一系列文章，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成化时代。
提到明朝的皇帝，另类的有好几位，成化帝以他那旷古绝今的“姐弟恋”名噪于后世。随着人们自由恋爱的观念产生，“姐弟恋”已经被人们接受，如今某冰冰的男朋友比她本人小20几岁，似乎成化帝与比他那位大自己17岁的万姑姑的爱情也不再稀奇。
人们在心理上，有一个选择性记忆，总是会记住某个人不寻常的举动，而忽略掉其他行为。人们只记住成化帝另类的爱情生活，却忽略掉他作为一个帝国执政者主动或者被动做出的决策，如何影响了帝国进程，而帝国进程又是如何影响到他个人决策的。
即使是常人，也不可能日日夜夜只有一个爱情的主题，琼瑶阿姨也得考虑到柴米油盐酱醋茶。作为一个偌大帝国的一号人物，他在享受做皇帝的优越感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如何保证延续自己来享受这种优越感。成化帝幼年多灾，在他执政的几十年，天赋并不算太高的他，还是进行了一定的努力。
初为太子
1
公元1449年的中秋节，偌大的北京城显得异常冷清，正统帝朱祁镇率五十万明军抗击蒙古人的内犯，传回京城的却是一个比一个让人揪心的消息，先是诸如成国公朱勇等战将战死，后来连皇帝本人也在土木堡被俘虏。
土木堡距离京城距离不算太远，败兵在中秋节当天已经陆续逃回，第二日怀来守将报告，皇帝陷虏。朱祁镇的生母、皇太后孙氏和同父异母弟，留守京城的郕王朱祁钰顿时慌乱，消息不胫而走，一下子传遍了北京城。
“危难时刻，方见中流砥柱”，兵部侍郎于谦呵斥迁都的主张，并且积极布防。太监李永昌也劝说孙太后要考虑社稷苍生，仓廪府库，还举了南宋的例子进言。孙太后这才下定决心，然后任命朱祁钰监国，积极对付蒙古的入侵和也先的要挟。
正当人心趋于稳定的时候，仅隔一日，司礼监金英却传出了一道瞠目结舌的“皇太后圣旨”，要立皇帝的庶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礼部官员尚未提出册封意见，皇太后的正式诏令便到了：
“
迩者虏寇犯边，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尝敕尔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尔尚夙夜秪勤，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众。钦哉！又敕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务，悉启王听令而行，毋致违怠
”
这位被立为皇太子的朱见深，就是后来庙号宪宗的成化皇帝。但此时，还是个不满两周岁的娃娃，所以，朱见深被册封为太子，“长”是真，“贤”却不得而知，固然有“长”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太后孙氏自己的打算。
孙太后此举不难理解，因为监国朱祁钰的母亲是贤妃吴氏，而自己的儿子朱祁镇生死叵测，一旦朱祁镇有意外，朱祁钰做了皇帝，那吴氏就会母因子贵成为太后。
孙太后像
孙太后立朱见深为太子，即使朱祁镇死于塞外，皇位继承人也应该是她的长孙，由于孙太后的精于算计，全然不懂世事的朱见深成为了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虽说国危立长君，但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叔父周公、召公辅政，古代已有先例，在孙太后看来，内外臣子对他的安排是提不出异议的。
景帝易储
2
女人天生不太适合搞政治，况且孙太后也不是吕后、武则天一类的女人，就在她认为万无一失的时候，仅仅离朱见深被册立为太子后的第四天，在京的文武百官就联名给他上了一份奏疏，奏疏的要点如下：
“
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
”
南京翰林学士周叙则直接劝进朱祁钰：
“
昔周公辅成王，当承平之日；今殿下辅皇太子，于有事之秋。视周公之时又甚艰大，虽曰日望圣驾早还，以慰臣民之思，然虏情叵测，时月悠迈，天下之大，苍生之众，易以摇惑，殿下得不于此深谋熟虑之乎？
”
这份诏书直接撕毁了孙太后诏书的理论依据，土木堡固然是多事之秋，难道成王继位时就是歌舞升平？且不说当时商朝中原的遗民蠢蠢欲动，谁敢保证那个远方的箕子朝鲜不会趁机发难？孙太后舞文弄墨，岂能是翰林学士的对手。
朱祁钰推辞再三，借坡下驴，于九月初六登上了皇帝位，这就是代宗景泰帝。
景泰帝
按照传统惯例，皇帝的父亲才是太上皇，或许朱祁钰觉得立朱见深为帝，以新君的名义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再废掉朱见深不合适，所以宁可违背传统，直接即位，虽然这样，名分会低一辈。
朱祁钰即位后，发了一道诏书，强调了内外局势的严重性，并加入了英宗让人带回的口信：“都指挥使岳谦出使瓦剌归，传英宗口谕，以郕王年长且贤明，令继统以承奉祀。”
观英宗复辟后，太后下诏仍废代宗为郕王，历数其罪，也只是“贪天位”而已，并没有加入矫诏的情节，从这一层面看，岳谦传诏，应该为真。
无论是真是假，代宗的即位，都意味着朱见深皇储地位的动摇。只是这位未满两周岁的皇子，既不知被立为太子的意义，更不知父辈们权力斗争对他的影响。景泰帝登基后，任用名臣于谦，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于谦
于谦才德兼备，加强边防，蒙古无计可施。突如其来登上皇位，大权在握，景帝也就不愿意放手。北京保卫战之后，明军多次击败瓦剌。瓦剌首领也先见捞不到好处，便想放了明英宗，借此求和。
他想放，可是景帝却不愿意接。在公忠体国的于谦劝说下，景帝只得勉强同意，便先后派遣李实、杨善出使瓦剌。
派去瓦剌的使臣杨善随机应变，竟将太上皇迎回，生米煮成熟饭，景帝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明英宗回归之后，虽为太上皇，却被软禁在南宫。景帝从内心来讲并不希望明英宗回朝，为防备明英宗与旧臣联系，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严加防范。
景帝接受太监高平的建议，将南宫的树木全部砍伐，以防有人越过高墙与明英宗联系。客观的讲，明英宗对这位弟弟还算不错，景帝二十岁的时候尚且留在京城，没有就藩，北征蒙古时，专门让他“居守京城”，但朱祁钰却不希望这位哥哥回来，人性有的时候就是敌不过权力的诱惑。
明英宗
随着帝位渐渐巩固，景帝并不满足，他不仅自己要做皇帝，而且希望自己儿子朱见济能够取代明英宗的太子朱见深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一手导演了贿赂朝臣的闹剧。
由于太子是皇太后立的，景帝不得不慎重。他先试探颇有资历的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日，是东宫太子的生日”。金英立刻回答，“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前者是朱见济的生日，后者是太子朱见深的生日。不久，景帝便罗织罪名将金英下狱。可见，景帝易储的决心之大，金英的劝谏也仅仅是推迟而已。
就在景帝愁闷的时候，一道奏疏递了上来，核心内容是劝景帝易储。上疏者，是广西土官都指挥使黄矰。广西距北京近五千里，黄矰何以率先提议易储，迎合帝意？《明史》记载：
“
黄矰以私怨戕其弟思明知府冈，灭其家，所司闻于朝。矰惧罪，急遣千户袁洪走京师，上疏劝帝早与亲信大臣密定大计，易建东宫，以一中外之心，绝觊觎之望。
”
意思是说，黄矰杀了人，为求活命，急忙派人持书向皇帝献媚。看到这份奏疏，景帝大悦，于是说了九个字，“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既然有人提议，事情开了头，朱祁钰借梯上墙，随即将奏疏下发，让群臣讨论。
这种讨论，很明显是景帝在向群臣炫耀兼示威，你们不提，终究有人会提，说说你们的看法吧！但群臣仍保持沉默，“众心知不可，然莫敢发言，迟疑者久之”。
司礼太监兴安见群臣不语，厉声道“此事今不可以、不肯者不用佥名，尚何迟疑之有？于是无一人敢违者，其议遂定。”，“疏下之明日，礼部尚书胡濙，侍郎萨琦、邹干集文武群臣廷议。众相顾，莫敢发言。……司礼太监兴安厉声曰：‘此事不可已，即以为不可者，勿署名，无持两端。’群臣皆唯唯署议”。
签名的大臣极多，包括公侯将相不下数十人，“联名合奏，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惟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今黄矰所奏宜允”。
见群臣就范，景帝反倒谦虚起来，向皇太后请旨，皇太后见群臣联名易储，也不好反对，于是宣谕“只要宗社安，天下太平，今心既如此，当顺人心行”。改换太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景帝更封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朱见济为太子。在诏书中，景帝称“天佑下民作之君，实遗安于四海；父有天下传之子，斯本固于万年”，不但自己要当皇帝，而且要子孙后代也永远当皇帝。
事后，景帝又对群臣进行封赏，并大赦天下，普天同庆。对于首倡易储的杀人犯黄矰，景帝也没亏待，“令释矰罪，进阶都督”。在特定时间特定背景下的一道奏疏，不仅让一个残忍的灭门案凶手逍遥法外，而且加官进爵。为了传位亲子，景帝已经置《大明律》于不顾。
这些变故对朱见深来说没有产生过太深刻的印象，无论因孙太后私心被立为太子，还是被景帝废掉，都没有太多的影响到他。一直以来，他在孙太后的监护下生活，照料他饮食起居的便是那位万姑娘。正因为他没有受到影响，所以他登基为帝后，才对长辈的权力斗争显得超然。
重为东宫
3
景帝处心积虑得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太子，可惜的是，朱见济在景泰四年十一月就因病夭折，而朱见深在万贞儿的照料下却长得结结实实，看来笼子里的鸡是不如野鸡生命力强，朱见深没能像平常的皇室子弟一样，享受特别安逸的环境，倒是自然成长，这不能不说因祸得福。
景帝在位期间，任用于谦整顿军务，对受灾地区减免税负，发展经济，同时对边境少数民族的动乱高度重视。
同时，景帝知人善任，派当初主张南迁逃跑的徐有贞治理河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明朝恢复了往日生机的同时，景帝还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国各地﹐博采有关舆地事迹﹐又命陈循、高谷、王文等总裁根据永乐年间集录的地理之类的书籍、资料，编辑整理成书，至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书成，名《寰宇通志》。
从种种表现看，景帝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可随着朱见济的死去，景帝有点颓丧了。偏偏景帝没有其他子嗣，这样朝廷上下便开始酝酿重立朱见深为太子。率先发难的是监察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伦。钟同的奏疏如下:
“
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仪，建复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
”
“天命”二字刺痛了景帝的内心，等于揭了景帝的伤疤，更可恼的是章伦的奏疏中，直接指责景帝食言，景帝勃然大怒，将二人下狱。但紧接着南京大理寺少卿刘球和廖庄紧接着上书，廖庄可能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奏疏写的比较委婉：
“
臣曩在朝，见上皇（明英宗）遣使册封陛下，每遇庆节，必令群臣朝谒东庑，恩礼隆洽，群臣皆感叹，谓上皇兄弟友爱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愿时时朝见南宫，或讲明家法，或商略治道，岁时令节，俾群臣朝见，以慰上皇之心，则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安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犹子也。宜令亲儒臣，习书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晓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岂不美欤？
”
虽然廖庄的奏疏让他认为景帝无法直接针对自己，但景帝却还是找了个机会，对他廷杖八十，愤怒的景帝甚至想起了下狱的钟同、章伦，对他们用刑，钟同被击毙狱中。给事中吴江、徐正揣摩上意，奏请将朱见深逐出京师，加强对明英宗的监禁，却被景帝发配铁岭。景帝心理上竭嘶底里的时候，身体也一落千丈，来日无多。
景帝此时的心理，恐怕最需要安静，按他的行为，他也明白，见济既死，不立见深还能立谁？但见济的死对他的打击尚未平复，这个弯需要自己来转，文臣的进谏可以说不合时宜。
即便是景帝倚重的大臣于谦，也主张重立见深。吏、礼、兵三部尚书王直、胡濙、于谦，内阁诸大臣都主张重立见深，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学士、“三元”进士商辂草拟奏疏，准备向景帝进言。
但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野心家却抢先一步，发动“夺门之变”，拥戴明英宗复位。在石亨等人看来，景帝朝的重臣陈循、王文、王直个个是名臣精英，况且还有于谦这样的文武全才、高风亮节之人。一旦他们拥立见深为太子，那么从龙有功，被重用的绝对轮不到被压制的他们。
影视作品中的夺门之变
这次“夺门之变”并未对明朝长期的格局形成太大的影响，变动的是决策层，于谦等人遭到清洗，取而代之的是徐有贞、杨善等人，那位被冷落的孙太后迫不及待到了台前。
明英宗复位以后，废景帝仍为郕王。这种变局对朱见深来说，却不算是太好。景帝在位，没有子嗣，朱见深是第一继承人，况且也是“众望所归”，连于谦等人都支持他为太子。
但明英宗复位以后，客观上却推迟了朱见深的即位时间，天有不测风云，君有难测之威，谁担保皇太子问题没有变故，因为支持见深复位的于谦等人已经被清洗，徐有贞、石亨等人难保不会再推选符合他们期望的继承人。
且明英宗早年被俘虏，回来又被监禁，与朱见深并无多少接触，父子之情很难说有多么浓厚，这就不难解释英宗在天顺元年三月初六，立朱见深为太子的时候，册封的诏书还出了问题，将朱见深误写成“见濡”，还将二子见清写为了“见潾”，如果是忙中出错，解释太牵强，这恐怕是英宗早有改立其他皇子的想法，在经历了思想斗争后，灵机一动给出的解释。
连见清的名字都写错方便更好的掩人耳目。明英宗对朱见深不太满意还表现在与大学士李贤的讨论：“然则必传位于太子乎？”李贤回答：“宗社幸甚。”即使在明英宗病重期间，还有“间东宫于帝者”，至于是谁在进行易储，或许是英宗自己的考虑。
朱见深被册立为太子后的第二年才出阁读书，大学士李贤、彭时、吕原等人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储君，未来的大明皇帝。明英宗召来这位并无太多感情的儿子，李贤赶忙扶着他拜倒在英宗脚下。
毕竟是亲生骨肉，在刹那间，父子相拥，失声痛哭。这是人类最真挚的情感流露，经过此次会面，朱见深的太子位算是稳固了下来，但对于他来说，未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初登皇位
4
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新登上皇位八年以后，他三十八岁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明英宗一生惊心动魄，在复位后还遭到了“曹石之变”，但早年的大风大浪使得他还是比较从容的应付了这场闹剧。
明英宗坐像
明英宗的执政，早年宠幸王振，以致有土木堡之变；晚年又有曹吉祥，还或主动，或被动得杀害了一代名臣于谦。他的许多为政，尚不如景泰帝。
但明英宗好在为登基的朱见深留下了一批贤臣辅政：如内阁中的李贤、陈文、彭时；吏部尚书王翱、户部尚书年富等人，均是一时之选。
朱见深在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成化帝登基时仅仅只有十六岁不到，他的登基多半也是被动的，虽然他一直是矛盾的中心。在他登基之前，宣德朝，已经形成了内阁票拟与内监披红已经成为定制。
无论古今中外，皇帝要认同政治习惯的话，即便庸庸碌碌，也可以成为守成之主，相反诸如商纣王、隋炀帝等才智突出、能力强悍的雄主，只要折腾，破坏了政治习惯，就容易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因此王导说：“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有几分道理的。
成化帝甫一登基，便由李贤主笔，颁布故君遗诏，新君赦令，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惯例，同时也是兴利除弊，重新理顺各种关系、缓和矛盾的契机。
这部诏书大部分都是国计民生的老生常谈，这符合李贤“太平宰相”的希望，也是成化帝“太平皇帝”的性格体现，由此为成化一朝的政治方针奠定了基本格局和指导方针。不难看出，成化帝忠厚的性格，是不希望破坏政治传统的“习惯法”的，同时这部诏书也是日后官僚集团对他进行行为约束的依据，这也影响了后世的明朝政治。
平反冤狱
5
明英宗复辟以后，宠幸奸佞。一方面是这些人从龙有功，另一方面也是明英宗对皇位失而复得更加珍惜的缘故，所以增加了锦衣卫的权势。成化刚即位，就发生了都指挥使门达结纳东宫内侍王纶，密谋由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取代李贤辅政之事。
门达在英宗晚年深得宠信，而李贤时为内阁首辅，对门达统率的锦衣卫官校“恣横为剧患，贤累请禁止，帝召达诫谕之”。门达因此衔恨入骨，设计构陷李贤，事情败露，英宗也未处置门达。
成化登基
英宗病重，门达蓄意勾结王纶，欲除掉李贤。他们的阴谋被朝臣揭发，宪宗大怒，结果王纶被斩，钱溥被贬，门达因他罪并发，“论斩系狱，没其资巨万”。而与此同时，李贤则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宪宗十分倚重李贤，李贤也“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
实际上，这次整顿，是牛玉、李贤等当权派对急于秉政的王纶、钱溥的打压。王纶窥伺司礼监，直接触犯了牛玉的利益，这是英宗晚年最信任的宦官。钱溥想挤压李贤，却没有与当时在内阁，威望仅次于李贤的陈文合作，陈文也不想钱溥与王纶成功后，反压自己一头，所以纵然他与李贤有矛盾，却反而与李贤站在同一阵线。
王纶与钱溥忽略了成化帝的存在，在英宗入殓这天，王纶在素衣外面套了一件貂裘，使成化帝颇为不满，所以，成化帝借机将王纶、钱溥下狱，追究同党。钱溥、王纶内外官交通，按律当斩，但大赦令刚发，便从轻处置，二人均遭降职处理，钱溥的被贬颇受人同情，时人评价“为权贵所挤，而有顺德之行”。
而此次事件的另外一个人物门达，因为结交王纶，也被发配充军。门达作为一个酷吏，只知道个人奋斗，没考虑到历史进程，统治者需要酷吏维护统治，清除腐败，又不能让他们搞的太过分。成化帝新君登基，需要给人民恩惠，作为前朝的鹰犬，作用已失，自当铲除。
门达的被贬使人拍手称快，成化帝还召回老成持重的袁彬来主持锦衣卫事务。门达的事件表明：新君是要革除前朝弊政的，既然受英宗宠信的门达被处置了，那么含冤屈死的大臣是否该得到平反？
这时候，监察御史白侃给新君上书，要求为英宗朝因弹劾曹吉祥、石亨而受迫害的御史张鹏、杨暄、耿九畴等人平反，成化帝欣然应允。这封奏疏，也拉开了平反冤狱的缺口。
成化元年，御史赵敔上疏，请求为于谦平反，见深读罢，颇有感触，直言：“盖谦确有安社稷之功，而滥受无辜之惨，比之同时骈首就戮者，其冤尤甚。所司其悉如御史言，亟行之。”
于谦在世之时，尽管与孙太后有嫌隙，但在听闻于谦被杀，孙太后也是十分叹息。即便是英宗本人，也有点追悔莫及。成化帝还在幼年之时，怕已经对于谦有仰慕之意。成化二年，当于谦之子于冕请与祭祀时，成化帝十分重视，特命翰林院撰写祭文：
“
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材，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
于忠肃公平反后，与也先激战，屡立战功的骁将范广也被平反，范广被石亨陷害，子发配广西，妻子宅第被赐给蒙古降丁皮尔马黑麻，成化帝给范广平反，同时让范广的儿子继承父亲原职。同时英宗复辟，清洗的诸位大臣大都得到了平反，部分恢复了原职。
与此同时，成化将已故国子监祭酒李时勉的谥号由“文毅”改成了“忠文”，李时勉性情正直刚烈，敢于直言，永乐年间下狱，洪熙年间被仁宗用金爪打断三根肋骨，正统年间不屈服于王振，被带枷三日，成化认为“临难不忘国，勤学好问”。李时勉谥号“文忠”比较合适，但成化帝定为“忠文”，突出“忠”，看来也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景帝加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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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等人公忠体国，再造社稷，无论是朝野还是民间，为于谦等人平反都是一致呼声。但成化帝如此高调，也使一些大臣尝试讨论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如何给景泰帝适当的评价，因为于谦毕竟对景泰帝的即位起到了推动作用。成化三年，湖广荆门州训导高瑶上疏成化帝：
“
正统己巳之变，先帝北狩，陛下方在东宫，宗社危如一发。使非郕王继统，国有长君，则祸乱何由平、鉴舆何由返？六七年间，海宇宁谧，元元乐业，厥功不细。迨先帝复辟，贪天功者遂加厚诬，使不得正其终，节惠隮祀，未称典礼。望特敕礼官集议，追加庙号，尽亲亲之恩。
”
高瑶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却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呼声，景帝在位期间，施政还算不错，某些方面是要远远超过英宗的，奏疏里面对景帝的评价还算客观，但高瑶乖巧的是，将英宗与景帝的皇位之争酿成的后果的首要责任推给“贪天之功”的曹、石等人。
成化帝见到这封奏疏并未表态，而是将奏疏交由礼部廷议，但礼部的官员拖了一年没有定论，还将皮球以一句“非臣下所议，请自上裁”踢回给成化帝本人。倒是状元出身的左春坊左庶子黎淳鲜明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
瑶此言有死罪二：一诬先帝为不明，一陷陛下于不孝。臣以谓瑶此举，非欲尊郕王，特为群邪进用阶，必有小人主之者。
”
到底是状元出身，文章远胜高瑶，且简单直白。但对于两种不同的呼声，成化帝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手腕：
“
景泰往过，朕未尝介意，岂臣子所当言？淳为此奏，欲献谄希恩耶。
”
一方面，成化帝对于政治传统的尊重和稀泥，另一方面也对黎淳奏疏中将景帝与昌邑王、更始帝比较的不满。这也表明，成化帝对这位叔父的功绩有清醒的认识，也有一丝感激，同样成化帝也是一位比较忠厚的帝王，臣子不会因言获罪。
景泰陵
为景帝加谥的提议既然被提起，就不能不被重视，再加上大臣对这位君王的性格有了了解，因此，成化六年，巡按直隶御史杨守随上疏，再次讨论给景帝加谥：“郕王受命艰危时，削平祸乱，功甚大。殁乃谥以‘戾’，公论不平。此非先帝意，权奸逞私憾者为之也。亟宜改易，彰陛下亲亲之仁。”
成化帝想到若不是这位叔父，也先打破北京，别说自己做皇帝，能否保住性命还很难说，终于下定决心直面这个问题，所以下诏：
“
向者朕叔郕王践祚，戡难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及寝疾临薨之际，奸臣贪功生事，妄兴谗构请去帝号”，（圣旨中特为先帝父皇开脱并云尊先帝和皇太后本意，）“……其郕王可仍旧皇帝之号，所有前谥，礼部会议以闻，务合人心，毋乖典礼。仍会所司修饬陵寝，如敕奉行。
”
成化帝在诏书中，将为景帝加谥号的决定说成是英宗的本意，自己只不过是谨遵圣贤教诲、为父尽孝而已。为此，成化还专门咨询以商辂为首的内阁。
商辂本就为人公正，此刻正好顺水推舟，称赞英宗圣明，不忘怒斥曹、石的罪恶，最后拟上谥号：“恭仁康定景皇帝”。“布义行刚曰景”，对景帝评价也算客观，虽然此刻景泰帝有谥号无庙号（庙号在南明朝才有），而且谥号的字也只有四个字。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奉天门举行给景帝加谥仪式，规格不高，却也庄重。对于景泰帝时被废的成化帝来说，这实在难能可贵，王世懋评价：“大哉！宪皇追封景帝，挽回元气多矣。”
由于元朝属于金德，“明”含有火的意思，而五行相克是“火克金”，因此朱元璋选择“大明”为国号，可能也参考了五行说。
明朝国号上还有一个问题：夏商周秦汉唐宋，国号都是单字，为何明朝国号却是“大明”这两个字？
元代以前，历代国号往往都是按照地名来取，且都是以单字为国号，夏商周秦汉唐宋，前面没有“大”字。但元朝并非兴起于当时华夏之地，找不到古地名为国号，于是取《易经》中“大哉乾元”（见上述引文）之义，“建国号曰大元”，注意是“大元”而非“元”，元朝是“单字国号”和“双字国号”的分水岭。
“大”字含义不言自明，就是修饰字，强调元朝的威武强大，“元”字含有第一位、开始、起端之意，“乾元”中的“乾”代表天，乾元是指天道伊始之意，因此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是有着秦始皇一般的野心。
朱元璋建国之后，沿用了元朝双字国号的习俗，将国号定为“大明”，清朝也沿袭了这一习俗，正式国号是双字“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