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六九、七零年，武威、张掖河西等地农业欠收，大批的人到我们县来要饭，我们县里向各个公社发了通知，要全力帮助兄弟市县的阶级兄弟度过难关。公社向大队对发了通知，自己挨饿也不能让阶级兄弟们挨饿，自己吃不饱，也要让阶级兄弟们吃饱。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都建了食堂。武威、张掖等地的要饭的都是阶级兄弟，每到一个村，村里都请这些人到队里的食堂白吃白喝。各个生产队相互比赛，看哪个队里来的要饭的阶级兄弟多。哪个队的要饭的阶级兄弟少，就证明那个队的人就心眼小，那个队没有志气，没有把有苦有难的同胞当成阶级兄弟，没有让这些阶级兄弟吃好喝好。有时要饭的人在这个队吃饱喝足了，别的队的人又来请他们到他们队去吃饭。有时这个队的人在那个队的食堂里桌子边等着，来要饭的阶级兄弟刚吃了几口，就被拉起来拉到别的队接着吃去了。有的队的人为了请要饭的到他们队去吃饭专门派人到公路边等着，一见到外面的人过来就上去拉到队里去吃饭。一队在河边，离公路太远了，要饭的还没到他们队已经在别的队吃饱了，他们队就想了个办法，把饭做好连锅抬到架子车上，派几个人直接拉到公路边，见人就舀，见人就给饭吃。二队杀了猪，专门放在给武威、张掖等来的要饭的人做的饭里，二队的人在公路边上吆喝，到我们队里去吃饭啊！我们队里的是肉饭！武威、张掖等这些人在我们县的农村里吃饱喝足后，临走时每家每户你一勺我一斤地把他们身上带着的袋子全部装满面粉，让他们背回家让妻儿老小感受到我们永登县阶级兄弟的温暖。
那年冬闲时，我舅舅让我母亲买了一些小孩的衣服，针线、鞋帽一类的东西，到武威、张掖等地换粮食。
母亲和舅舅他们到武威、张掖一带换粮食时那里的人一听是来自永登县的，那里的人对他们就很好，主动帮他们把身上带的各种货物换成粮食，一起存放在一户人家里，等带的东西全换完了再找人家借一辆架子车，把粮食拉到火车站，从火车上拉回家。
母亲说，那时候到武威、张掖一带去换粮食的人很多，去换粮食的人都扒火车，铁路上的人都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到车站时把换粮食的人赶在一节车厢里，一同往张掖武威一带送。我母亲他们刚去的时候换得很好，一次可以换几麻袋粮食回来，后来别的地方的人为了骗取信任，都说是我们县的人，以少换多，以次充好，以假骗人。武威、张掖一带人上当多了，再也不相信我们县里去的人。那年冬天，我母亲到武威、张掖换了三次粮食，第四次已经没人相信是永新县的人，没人家拿出粮食换东西了。
……
父亲上学时只买过两张火车票，一张是从我们临村的火车站到父亲大学所在那个城市，另一张是从父亲大学所在那个城市到我们家临村的那个火车站的。很多年后的一天，父亲拿着一个纸片问母亲，那时候用安乃静和去痛片改火车票的吧！我母亲说，是安乃静和去痛片。我父亲说，止痛片和去痛片我都试过了，都不行。我母亲说，要么比例不对，要么你买的药是假的！现在国营药店里的药都有假的。我父亲应了一声，把手里的纸片丢进了炉火里。
父亲说他们那一个班的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很好，一次他和几个同学到一个教化学的老师家去玩，老师给他们表演了把两种常用的药片放在水里混合后，让一张写满钢笔字的纸变成一张白纸的化学反应。回到宿舍后，父亲向同学要了两片药，在水里溶解后，把夹在书页中间的火车票放在水里，硬硬的长方形的车票上面火车站售票员用钢笔签的年月日的字迹消失了。以后每次回家或者上学时，父亲就用安乃静和止痛片的溶液，把车票上的日期取掉，然后写上自己需要的日期，按时抵达学校和我们家里。
那时一盒火柴两分钱，一斤煤油一毛钱，父亲到他大学所在的城市的火车票九块钱，父亲临去学校时奶奶给的钱总共二十块。
母亲说，父亲考上大学了，要去上学，那时我弟弟还在我母亲怀里抱着，家里的生活靠她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很困难。她给我新疆工作的舅舅写了一封信，我舅舅回信说要我母亲支持我父亲去上学，如果母亲不支持，母亲会后悔一辈子的。后我舅舅每月给我们家寄十块钱，贴补家用。母亲说，那时她一收到我舅舅的钱，第一件事就是到医院买一些常用药品放在家里，然后买下一个月用的油盐。我父亲有一件黄色的军用大衣，一双翻毛皮鞋，那是很早以前我舅舅从新疆寄来的。那双翻毛皮鞋里面穿破了，冬天来临的时候母亲从柜子里拿出来在太阳下晒晒，把里面破了的地方补一下，我父亲接着穿，到我父亲大学毕业，在我们中学当老师了还在穿。我舅舅还寄来过一双深红色的单皮鞋，母亲一直放在柜子里，我上初中时母亲让我穿，我穿了三年。
母亲说，父亲去上学的那天晚上的月亮很亮，她抱着我弟弟送到街门外父亲就到另村的火车站去坐火车，从那以后，母亲见到明亮的月光，心里就不是滋味。
父亲抽烟，哪里有钱买纸烟。我舅舅他们村的地是用泉水浇灌的，地里就种烟。这种烟烟味辛辣、苦焦。舅舅他们村种烟主要是拿到山区换粮食。烟叶换粮食，烟杆粉碎成末后自己抽。父亲每次回学校前都要装半水泥袋烟杆末背到学校，抽一个学期。
……
我外奶奶回来时我们家还住在院子只有的原来三分之一大的，光线昏暗的东堂屋，那是她跟随我舅舅去新疆二十多年后回的老家。我外公去世早，外奶奶只有我舅舅和我母亲两个小孩，我舅舅18岁去了新疆，后一家人迁户口去新疆时，我外奶奶领养的我的姨娘哭喊着要去，我外奶奶把我母亲留下来，带着我姨娘去了新疆。我外奶奶从新疆回来时已六十多岁了，按道理应该在我们家住着养老，但是我们一家老小七个人住着那样的三间房子两张炕，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就回到十几里外另村的我母亲的老家去了，一个人过着。
我外奶奶经常到兰州的她的侄子、侄女、外甥家去窜门，回来时拿一大包这些亲戚家穿过的衣服回来，城里人穿过的衣服，样式很新，母亲捡合适的给我们姊妹兄弟四人穿上，我们个个像过年时一样高兴。
我们家有六个人的地，母亲白天在地里面劳作，晚上缝缝补补。冬夜漫长，吃过晚饭，母亲拿出一团缠成麻花一样麻解开，让我挂在门框上面的钉子上面，那颗钉子是母亲专门让我站上炕沿上钉上去的。母亲从布篮里拿出捻杆子，坐在炕沿上，从瀑布一样的麻匹里分出一匹放进嘴里，用牙齿分出一个头，两手搓出几寸长的线缠在捻杆上，另一头提在手里，一只手捻转捻杆，捻出一尺左右长的线后缠在捻杆上，再从麻匹里面拽下一匹，粗了的用嘴咬住分下一点，细了把嘴里衔的搭进去一点，一次次捻动捻杆，直到她感觉捻杆上的线够长了，喊我牵住捻杆上的一头，从炕沿上走到厨房最里面的灶台边，然后再喊我妹妹从中间拉紧，母亲取下捻杆，把她的那头用手和胳膊肘缠到给我妹妹边上时，抓过我妹妹抓得地方，把她手里的一团妹妹，妹妹一脸严肃地接过，一圈一圈地解着走到我边上，母亲拉着中间的地方叫我和妹妹用劲，她也用劲，我们三人同时用劲一拉，成人字形的线好像拉长了一点。母亲把中间的两股膈成了一股，用手搓出五寸长一截缠在线杆上，一边捻转线杆，一面把我和妹妹往前拉，等我和妹妹到她怀里，一条长长的麻绳才算捻完。母亲让我们快点上炕，钻进热呼呼的被子里面，她用手腕和张开的中指，把线杆上线缠成一把，放进布篮里，再从头开始捻另一条线。经常是我一觉睡醒了，母亲还在昏黄的灯光里捻麻绳。
也是一个晚上，母亲洗完碗筷，馇了小半锅糨子，把炕桌放在炕上，从门橱里面找出一堆旧的，小的，破的，我们不能再穿的衣服，旧的各种颜色的布条布块，往炕桌上铺一张报纸，在报纸上面刷上层糨子，然后用剪刀把各种布块拼贴在报纸上面，一层满了，错开下面一层的缝子，在上面再拼粘一层，直到六七层厚，最后在粘好的褙子后面刷一层糨子，把整个一大张褙子贴在门板上，让太阳自然晒干。
母亲拿出一本书里面夹着的“鞋样子”，用长针脚针在褙子上，用剪刀剪下来，一层层现用糨子粘成有半厘米厚的鞋底，然后不论看电视，跟别人喧谎，到别人家去窜门，都拿着鞋底，先用锥子在鞋底上锥一个眼，后用穿着麻绳的针，用戴在中指上的顶针一推，穿过锥子锥出的针眼，然后“哧哧”地把麻绳拉过针眼，这样穿一次叫一针，一双鞋就是样一行行，一排排密密麻麻的针脚。那时我家还住在三分之一院子的东堂屋里，早上母亲给我穿了一双新鞋，我中午在门前的水沟里玩水弄湿了放在照壁前面晒，但是我穿的时候脚已经塞不进鞋里了。母亲不相信，让我坐在板凳上，她把我的脚揽在怀里，一只手拿鞋，一只手抓着我的脚把鞋往我脚上套，我痛的哇哇叫，脚就是没穿进鞋子里面去。后来我想，本来是一双刚合脚的新鞋，水泡过一晒干，就缩水了缩小了，做褙子时刷在里面的糨子一湿一干后，整个鞋子像石块一样坚硬，母亲把我的脚往石块一样又硬又小的鞋子里面塞，我能不痛的大叫吗？
我家马路对面的周家嬷嬷经常拿一件事取笑我，他说我两岁左右时，一次跟着我姐姐和一帮大一点的小孩跑到他们家去玩，一帮小孩到她家时她看到我脚上穿着一双红色条纹的棉鞋。现在我想，那次我可能又把鞋子弄湿了，见我姐姐和其他小孩出门去玩，自己一着急，就穿上了我姐姐的棉鞋。那时候一人一年四季只有单鞋和棉鞋两双鞋，再想做，也没有用来打褙子的旧布料。还有时间呢！母亲一年四季在生产队上班，只有不开会的晚上才给我们缝衣做鞋子，小孩的鞋小，但是我们姊妹兄弟四人，还有三个大人，一双大人的鞋底纳完，恐怕要几千上万针吧！
我们家找了新地点盖了房子后，我新疆的姨娘来我们家，那时已经包产到户四五年，我上初中了。吃过午饭，母亲把炕桌放在炕上，馇了半小锅糨子，从铺盖床子的门橱里面拿一堆大大小小或新或旧的衣服，和各种颜色的布条布块，和姨娘边聊天边打褙子，母亲边拆着一件件旧的破的衣服边说，这件是母亲那年从兰州谁家拿来的，我们家我姐姐、我、我妹妹、或者我弟弟穿过的衣服。我姨娘回到新疆后，很快就给我家寄来一大包旧衣服，从此每年都寄。我们家的生活一年年好了起来，农村的生活都一年年好了起来。我外奶奶从兰州拿回来的衣服我们很高兴地穿在身上，后来我舅舅也寄过旧衣服，到我姨娘寄旧衣服的时候，我们家的旧衣服，和我姨娘寄的衣服母亲都用来打褙子了。到我姐姐，我上大学后我姨娘还在寄旧衣服，母亲让我妹妹给我姨娘写了信说，现在打褙子纳鞋底做的布鞋已经没人穿了，我姨娘才不寄旧衣服了。我们姊妹兄弟四人，一直穿母亲做的布鞋，直到去外地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