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有金条的说法，到现在还在我们村里流传。
我奶奶在大会小会上挨批斗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交出金条。我爷爷在兰州开绸缎庄时雇着几个伙计，我爷爷想着有钱让家乡人挣，这几个伙计里三个是我们村的，有一个姓王，他父亲是赶车的，家里弟兄多，他父亲赶车时经常带着他到处跑，到兰州时到我爷爷店里喝水歇脚，一次吃饱喝足后指着他半人高的儿子对我爷爷说，他天天带着到处跑吃不好住不好，也不是个办法，要我爷爷留在店里学做生意。老乡说话了不好推辞，我爷爷就把他小孩留在了店里。一段时间后，这个姓王的伙计，摸熟了店里的情况。一天晚上偷店里的钱时被我奶奶发现，一气之下我奶奶扇了他几个耳光后赶出了店。
这位姓王的伙计从我爷爷的店里出来后，在兰州混到解放后回家种地了。在一次揭发地主资本家的批斗会上，他忘了我爷爷当初留他到店里给他吃给他穿给他住，让他学做生意的恩情，而把我奶奶打过他的那几个耳光的事记狠在心，他声泪俱下地揭发在兰州我爷爷的店里时受尽了我爷爷的剥削，受尽了我奶奶的毒打，还亲眼看到我奶奶把一根根的金条拿出去存在了国民党的银行里。
这还了得，不但以前剥削过劳动人民，还把金条往国民党的银行里送，现在就要你交出来。我奶奶一口咬定没有金条。有金条的事是姓张的那个人自己编造的。但是所有的人都信姓张的在我爷爷店里做过伙计的那人的话，我奶奶的话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奶奶一张嘴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狡辩。接下来就是无休无止的批斗。一次批斗会上，我奶奶的一股头发被连着头皮拔了下来。在一次次的批斗中，我奶奶一口咬定没有金条，后大队派人把我奶奶送到了公社的派出所。
我奶奶说她在公社派出所呆了一天，上午公社工作组的人找她谈话，问她到底有没有金条，有没有以前还没有交待的问题。我奶奶说：“我有问题要交待，我们在兰州公私合营时公家答应我们每年要分红，现在都几年过去了，我没有得到分家给我的一分钱的红，现在还天天批斗我，要我交出以前的东西，你们说我以前剥削无产阶级，我从兰州回来前把店里的所有东西都给了公家，我现在是贫民，公家这个做法是不是也是剥削？”工作组的人一时间没有话说，下午就让我奶奶回家了。
我奶奶走到村口，我父亲一见到我奶奶就哭了，我奶奶拉着我着父亲说：“不哭，哭什么，我们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害过人的人，老天爷会给他们报应的。”
一天时间，我父亲，我大娘，我小娘自己我奶奶被带走后一整天什么东西都有没吃，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吃。我奶奶想起给工作组的人做的饭还剩了一点，又返身到公社，工作组的人把剩的饭给了我奶奶，又从箱子里舀出一碗杂面给了我奶奶。
那一碗杂面，我奶奶加了灰条、蛐蛐菜、猪耳朵、角麻等野菜，拌成面糊，一家又过了几天。
那时候地上除了冰草，其他野菜都被人吃光了，榆树皮剥下来晒干磨成粉都是上好的食物。村里的人上午在地里干活，下班后全到水沟边，山洼里挖野菜，有的野菜挖回来先在锅里煮几遍，煮到锅里的水不黑了，取了苦味，放一点盐，有面粉洒一点，没面粉就直接吃了。所有的人都吃得脸色发青，眼睛深陷，颧骨突出，全身浮肿，走起路来轻飘飘的，风一吹就能倒下。父亲说起过一种叫黄狗蓝子的野菜，这种野菜拔起来像胡萝卜一样，吃起来比胡萝卜还甜。人们都知道黄狗篮子吃了会拉肚子，但是还是有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吃了这种野菜，体力好一点的能回到村里，有的就在山里拉得趴在地上，晚上眼看着狼睁着绿色的眼睛向自己走来还是没力气爬起来，就被狼叨走了。
就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奶奶还是坚持让父亲上学，那时候学校老师了解情况，知道学生们吃不饱，上午上学下午就可以帮家里干活。或者你今天来明天可以不来，今天不来明天来也行。就这样还是有很多学生辍学。父亲说早上上学时奶奶给他一小块硬硬的杂粮馒头，有时是一块加了一点面粉的杂菜疙瘩，他一出门就啃，没走出巷子就吃完了，中午吃的是放了野菜的面糊汤，下午还没到学校就饿了，晚上吃的还是加了野菜的面糊汤。学生们天天在饥饿中上学。他们班小学毕业考中学那天早上，班主任从自己在学校的菜园拔了两颗莲花菜，煮了一锅菜汤，给每个学生喝了一碗后去中学考试，给果参加了考试的学生全考上了中学。
那时我小姑奶奶家住着一个收羊皮卖茶叶的回族人。平时喧谎时把这个回族人的生意情况了解清楚了。我姑奶奶就让这个回族人带着我父亲一同去捎茶叶。我奶奶算了一下，茶叶的利润很高，再说这位回族人经常到我姑奶奶家，人也信得过，那时我父亲正在放暑假，就在村里借了一辆自行车，筹备了一些本钱，那天晚上住在我姑奶奶家，第二天天没亮，我父亲就跟着这位回族人去捎茶叶。自行车骑到下午四点多到了海石湾，这位回族人他要过父亲的钱，骑上父亲的自行车，让我父亲在一个路口等着他去买茶叶。我父亲等啊等，等到天黑了还需要见回族人来。后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对我父亲说：“那个回族人不会来了，我帮你一点钱做路费，你回去吧！”
我父亲又急又怕，从此落下了肠胃病。
回到家，我奶奶知道上当受骗了，拿出一只手镯卖了赔了村里人的自行车。然后把所有的过错都怪在我姑奶奶身上，从此两家不再来往。
我们村里有一位姓马的老人，逢年过节，我父亲都会去看看，有一年生病住院，我父亲还去兰州的医院去看他。父亲说那个老人那时帮助过我们家。那个老人那时候在我们县山区的一个乡的邮政所工作。学校放寒假时，我奶奶买几份茶叶，或者买几斤麻，再到巷子里有自行车的人家借一辆自行车，早上天一亮，我父亲就带上茶叶、麻，带上两个馒头，骑自行车翻山越岭，到天快黑时到山区我们村的这位姓马的人工作的地方。这位老人连夜帮着父亲把父亲带的茶叶、麻换成粮食。我父亲在他那里过一夜，第二天天不亮就开始往回走。那是山区的路，父亲的自行车后面还驮着粮食。小一点的山坡还好过一点，最大的一座叫新站坡的山坡，那座山坡又高又陡，后来修了公路，汽车都要爬十几分钟。自行车后面驮着东西，上坡的时候前面轻后面重，车头就往上仰，一不注意，就是车仰人翻。父亲说，他到了新站坡下面，吃点馒头，喝点水，脱掉身上的棉衣棉裤，把裤带取下来一头绑在自行车的后梁上，一头套在肩膀上，整个身体前倾压住自行车头，两脚用力，一步一步地推着自行车前行。只要一走开，就不能停，稍一停，自行车就要往后退，只要一退，再前行就要费更大的劲。父亲说，那时候的路是沙子路，前行的时候两只脚要一步一步踩稳了走，稍一不稳，脚下面就要打滑，一打滑，人车就翻倒在地，再起来，一个人把一袋粮食扶上自行车又要费很大劲，那是在山里面，想找个人帮忙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后来父亲想了一个办法，他从家里出来时拿一大一小两个口袋，大的装了粮食驮在后面，小的装了粮食搭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这样上坡时可以增加一点自行车的平衡。父亲身体前倾，双手向下用力压着自行车的车头，两条腿向上用力蹬地推着自行车爬坡，后背上的汗珠顺着脊梁骨往下滚动，额头的汗水往下流，流进眼睛里，把眼睛蜇得生疼，他那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停，爬到坡顶才能休息。但是爬到坡顶也不能休息，坡顶的风大，身上被汗水湿透的衣服坡顶冬天的寒风一吹，刀子一样往身上割。父亲只能喘喘气，把搭在自行车把上的棉衣棉裤穿在身上，骑上自行车，继续往前赶路。
就那一座新站坡，父亲推着自行车，要爬两个多小时才能爬上去。他上了新站坡，到县城我姑奶奶家时，天已黑了。他在我姑奶奶家住一夜，第二天中午以前就能回到家。
……
我奶奶去世前的一天对我大娘说，她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让我大娘上过一天学。我大娘说她从来就没有埋怨过我奶奶，在那样年份里，我奶奶没让她，没让我父亲、我小娘，没让她们兄妹们三人饿死一个就不容易了，哪里还能顾上其他的。我大娘一直在村里，能劳动时就在生产队劳动，她干活时吃苦卖力，一次县里下来一个工作组检查，工作组根据日常劳动表现，把我大娘确定为招工的对象，后了解到我大娘不认识字，只好作罢。这成了我奶奶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
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我父亲考上了大学，那时上大学不要学费，但是路费得自己拿，书本费自己要出的啊！我奶奶拿出了一根金条，我父亲拿到银行，卖了46块钱，自己拿了20块，给家里留了26块钱。父亲上学走后，奶奶用剩的钱购置了面粉、碗筷、调料，开始在学校门口卖酿皮，做小生意挣钱贴补家用。我奶奶真的金条。那么在那么艰苦的岁月里，为什么不拿出来救命，我爷爷是在饥饿和病患中去世的。
一次我和母亲喧起这事，母亲说，那时的政策就是有也不敢拿出来。如果你拿出来一个，那些积极分子们就会天天抓起来游街批斗，逼着你再拿。还不如一开始就说没有，一直说没有，到后来也就是没有。七八年时，政策已经好转了，村里几年不搞运动了，人们随便就可以到兰州或者其他地方去了，我们村里的人拿到鸡蛋可以到兰州换面；买一些针头针头线脑、小孩的衣服啊之类的小东西到武威换粮食。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村里的人出村子要大队有介绍信。做点小生意就是投机倒把，抓住东西没收，还要开会批斗。
另一个方面，我父亲已经成家了，而且还在公社上班，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国家”的人了，国家的人会受国家保护的，金条又是拿去交给“国家银行”的，不犯法。
我跟母亲讲，我爷爷在兰州开了二十多年绸缎庄，既然有一个，那就很可能有第二个。但是母亲说我父亲大学毕业上班后，我们家的情况一天天好了起来，再也没遇到过什么很大的事。我奶奶的金条具体还有没有，放在哪里，我奶奶脾气很大，没人敢问。
我奶奶去世前得的是脑溢血，首先不能说话了，两个多小时后人就昏迷了，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话。
我们家有金条的事，成了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