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28年是中国的龙年。龙在中国是祥瑞的象征，在西方却是邪恶的象征。无论如何，这一年中外历史充满了动荡，却又蕴含着无限的生机。
蒙古帝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宛如一阵历史的狂风，席卷了大半个亚欧大陆。但取得胜利之后，蒙古帝国下属的各个汗国由于争夺汗位，经常处于动荡中。在公元1328年这一年中，蒙古帝国的宗主国——元朝便换了三位皇帝，出现了四个年号。
正是在这个动荡之年，朱元璋出生在淮河南岸的钟离东乡，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凤阳县。凤阳当时并不是一个好地方，不仅淮河经常泛滥，淹没这个地方，而且南宋以来的长期战乱也不断冲击这里。但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磨炼人，朱元璋从小便不断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磨难。朱元璋的父母都是穷苦的农民，生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朱元璋是他们的第四个儿子。“元璋”这个名字是他从军以后由儒士取的，他原来的名字只是按照当时的风俗，将出生时父母的年龄相加，叫作“重八”。这种取名方法十分普遍，元末另一位枭雄张士诚原名张九四，他的弟弟张士德原名张九六。
从皇觉寺到红巾军
疆域空前辽阔的蒙古帝国，虽然在不断的皇室内乱中动荡不安，但它在14世纪的突然崩溃却与自然灾害的冲击有直接关系。14世纪中期，一场蔓延于亚欧大陆的大旱灾导致大量人口、牲畜死亡，而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慢慢腐烂，导致了瘟疫的大规模流行。作为草民，朱元璋的父母、大哥由于灾荒吃不上饭，营养不良，很快便感染了瘟疫，不幸病故。穷苦的朱氏兄弟在父老乡亲的帮助下，将父母、哥哥草草安葬后，便各谋出路去了。
朱元璋的选择是到皇觉寺出家。如今人们一看到某人出家，就会认为这个人信仰佛教，或者信仰道教，是一个信仰问题。其实在古代社会，出家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个生存问题。中国古代虽然有救济穷人的制度，政府设有养济院、漏泽园收容孤苦无依的老人，民间的富人或者宗族也会在发生灾荒时施舍米粥，但其规模、力度与数量庞大的穷苦人口相比，显得远远不够。而大量寺院、道观在灾荒时通过施舍穷人招徕信徒，从而扩大自身势力，可以起到很大的弥补作用。信不信教另说，先把肚子填饱，当时皈依佛道的人很多都是抱着这个想法。朱元璋也是如此。所以，很多史料与研究说朱元璋信仰佛教，其实未必，他对各种思想体系都有兴趣，是一个为了稳固政权，什么手段都可以采用的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随着灾荒的范围越来越大，投靠皇觉寺的人也越来越多，寺里养不活这么多人，就让后来的僧人出去游方。游方也就是“游于方内”，是僧人修行的一种方式，通过进入红尘磨炼心性，从而得道成佛。游方的僧人们由于没有盘缠，一路上靠化缘为生，就像《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一样。所以，游方实际上就跟要饭差不多。很不幸，朱元璋也在被遣散的僧人中。
又过了几年，在灾荒的冲击下，许多地区发生了叛乱，叛乱者头裹红巾，因此被称为“红巾军”或“红军”。当时还有一支队伍，着青衫，被称为“青军”。红巾军借助人们渴望得救的心理，宣扬白莲教教义，对人称“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前来拯救黎民百姓，在大江南北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在具有一定规模后，红巾军开始举起民族独立的大旗，标榜恢复宋朝统治，指责元朝“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把财富都运到蒙古草原去了，才导致汉地的灾荒。
在朱元璋的家乡，也有一支红巾军，驻扎在濠州，以郭子兴为首。红巾军当时的纪律非常差，大量杀人，搞得人心惶惶。朱元璋托庇于皇觉寺的那一丝安宁，也被兵乱无情地打破。这时，朱元璋幼时同村的一个叫汤和的小伙伴已经加入了郭子兴的军队，他来到皇觉寺，动员朱元璋也加入红巾军。朱元璋开始时有所犹豫，没有立即跟着汤和走，但看见兵乱越来越厉害，将要蔓延到钟离，就卜了一卦，卦象显示从军吉利。于是他做出决定，赶往濠州，去投奔汤和。
独当一面
朱元璋少年时期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应该对他的性格造成了很大影响，使其内心深处一直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这种性格缺陷长期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从军道路与建国施政方略。
加入红巾军之后，朱元璋作战有勇有谋，很快便得到主帅郭子兴的赏识，不仅提拔他，而且将义女马氏嫁给了他，马氏就是后来的马皇后。朱元璋知人善用，很快就团结了一批能干之士，势力逐渐壮大。对于朱元璋的快速成长，郭子兴的部下甚至郭子兴本人都逐渐产生了猜忌、排挤心理。为了避免与郭子兴部发生正面冲突，朱元璋率领邵荣、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人向南独立发展，渡过长江，占领集庆，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被红巾军的皇帝韩林儿封为吴国公，朱氏政权由此开始成形。
这一时期的朱氏政权，虽然开始招徕江浙士人，以充实政权体系，加强地方治理，但政权主体一直是以朱元璋为首的来自淮河支流——濠梁河的政治群体，也就是《明太祖实录》里所谓的“濠梁旧雄”。直到洪武晚期朱元璋大规模杀戮武将集团之前，朱氏政权一直是朱氏家族与“濠梁旧雄”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如果我们到南京钟山去看一下，便可发现在埋葬朱元璋的明孝陵的周边，埋葬着众多“濠梁旧雄”。而那些后来归附的文官，虽然很多也为朱氏政权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深受朱元璋信任，但只能在退休以后回到家里，并埋葬在那里，比如刘基也就是刘伯温便是如此。朱元璋与“濠梁旧雄”的关系，真可以说是生死与共。
对“濠梁旧雄”的控制
但同患难易，共富贵难，兄弟虽然如手足，但手足相残在二十四史里实在是司空见惯。朱元璋升居吴国公之后，对他的部下而言，他从平起平坐的兄弟一跃而居于众人之上，“濠梁旧雄”心中不会毫无波澜。北大历史系教授李新峰通过钩沉史事，指出这一时期朱元璋借故诛杀了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的邵荣与赵继祖，此后又平灭了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谢再兴的叛乱，从而完全确立了自己相对“濠梁旧雄”的权威地位。但从军之后，尤其是这一过程中的兄弟反目与血腥杀戮，进一步加深了朱元璋性格中的不安全感。
为了加强对“濠梁旧雄”的控制，朱元璋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重用自己的亲属。朱元璋先后提拔了侄子朱文正、外甥李文忠，前者被委任为大都督，掌管朱氏政权的所有军队；后者被朱元璋不断升迁为明朝的第三武将。但即使是对这两个人，朱元璋仍然有很深的猜忌。朱文正驻守洪都，顽强抵御了陈友谅的进攻，使朱元璋取得了鄱阳湖水战的胜利，成为统一战争中扭转战局的关键。但鄱阳湖水战之后，朱文正因为对朱元璋的封赏有所不满，被囚禁至死。李文忠虽然在驱逐北元的战争中厥功甚伟，却仍然被朱元璋不断压制，据说最后他的死也和朱元璋有关。
二是广收义子。朱元璋将军队中作战勇敢、富有谋略的年轻将领收为义子，借助这种拟制血亲的方式扩大自身的影响。朱元璋的义子中，最著名的便是后来战功卓著、世代镇守云南的沐英。
三是利用江浙士人制约“濠梁旧雄”。占领南京之后，朱元璋进入到两宋以来，尤其是南宋以来儒学的核心地区——江浙行省、江西行省，积极招徕这两个地区的士人，可称为“江浙士人”，使之进入各级政府系统，与武将群体一起管理政权。朱元璋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加强政权治理，另一方面也有以之制约武将集团，尤其是“濠梁旧雄”的政治意味。江浙士人之中，最著名的便是“浙东四名士”，而其中尤为朱元璋所倚重者，是很有谋略的刘基。朱元璋将刘基引入核心决策层，使之分割“濠梁旧雄”的军政权力。
可见，在创立政权的初期，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响下，奉行十分谨慎的政治立场，防范任何反对派的出现，从而竭力将政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内敛的疆域政策
公元1368年，朱元璋41岁，正值不惑之年。在这一年，他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响下，确立了内敛的疆域政策，因为他认为边疆开拓可能会导致财政危机、社会动荡，最终会影响政权稳定。因此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明确宣布对周边国家不主动征伐。“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即使是对汉、唐积极经营的西域，明朝从建国伊始，也采取放弃态度。
但对于北逃至蒙古高原的北元，朱元璋为了防范其南下“复国”，仍强调积极备战。“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不过，这种积极备战的政策，也同样由于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响下，大规模杀戮开国功臣，而转入完全的防御姿态。鉴于自己已经创业成功，朱元璋开始将矛头对准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其中的主体便是“濠梁旧雄”，以防范这一政治集团对政权构成威胁。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助“胡惟庸党案”，大肆诛杀、驱逐“濠梁旧雄”中的文武势力，严重削弱了“濠梁旧雄”在政治领域的影响。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鉴于北元已经灭亡，发动了“蓝玉党案”，此后又借机诛杀了傅友德、冯胜，从而将包括“濠梁旧雄”在内的开国功臣铲除殆尽。经过多次杀戮，“濠梁旧雄”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已经不复存在，朱氏政权由朱氏家族与“濠梁旧雄”共天下的格局，一举转变为朱氏皇族“家天下”。在中央，皇帝直接统领文武群体与天下军队；在地方，诸王节制天下军队，发现朝廷有奸臣，可以率兵“清君侧”。朱氏皇族由此形成里应外合、共同统治的政治局面。
朱元璋铲除开国功臣，虽然加强了皇权专制，却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后果，那便是随着武将群体被诛戮殆尽，明军丧失了进一步开拓边疆的军事能力。取代开国功臣掌握地方军权的诸王，军事能力与开国功臣相比，差距太大。开国功臣中，不仅徐达、蓝玉等人可以直捣漠北草原，即使是中级将领如宁正等人，也有开拓一方的军事能力。与之相比，北方边疆军权转移至诸王手中之后，朱元璋一直不敢让诸王北上漠北，而是一直让他们在漠南草原来回巡逻，保持防御态势。
蒙古帝国解体后，亚欧大陆的西欧文明、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都不断向外扩张，竞逐新的世界霸权，从而交织、形塑出近700年来世界史的基本图景与历史线索，世界近代史由此开端。西欧在蒙古帝国所带来的中国科学技术的促动下，在对海洋空间的天然兴趣的催动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14—17世纪，掀起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成为近代历史的推动者与主宰者。在东欧平原上，罗斯民族建立了长期分裂的诸公国，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军事征服，不仅首次结束了罗斯诸公国的分立局面，而且给当地政治带来了威权制度。
14世纪，莫斯科公国继承了蒙古帝国的广阔视野与政治威权制度，趁着金帐汗国衰落的历史契机，通过扩张、兼并，迅速崛起，从一个小公国疯狂地向整个欧亚内陆扩张势力，形成了崭新的俄罗斯文明。从地理位置、疆域观念、扩张方式等方面来看，俄罗斯文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游牧族群在近代世界的继承者。参照“大航海时代”的概念，可将俄罗斯这一时期的历史称为“俄罗斯崛起”。蒙古帝国解体后，伊斯兰文明同样将伊斯兰教“圣战”意识与游牧族群骑战风气相结合，奥斯曼帝国、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在欧亚非积极扩张，不仅攻占了基督教文明在东方的象征——君士坦丁堡，而且向东进入中亚、东南亚，奠定了当今伊斯兰文明的势力版图，可称为“伊斯兰扩张”。
与以上三种文明相比，明朝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陆军与水军力量，却由于秉持内敛的疆域政策，对周边国家不采取主动征伐态度，在明初大体收复元朝旧疆之后，进一步将飞翔之翼剪断，在北部边疆也放弃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并且在北部边疆大规模修建长城，在东部沿海构建类似长城的军事防御体系。明朝这一政策，不仅使自己长期面对边疆族群的军事威胁，背负了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最终灭亡于长城边疆的内外叛乱，而且为其他文明的东进提供了历史空间，是近世中国被其他文明赶超的关键原因。由此可将明代中国的历史时代称作“明长城时代”。可见，从14世纪以来世界史的视角来看，明朝的疆域政策使中国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便站在了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的历史方向上，不仅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国的历史道路，而且影响了近世时期中华文明的整体走向。
公元1398年，朱元璋71岁，到了古稀之年。正是在这一年，朱元璋因操劳过度而去世。许多皇帝影响了一代人的命运，而朱元璋却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命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打上了自身鲜明的印记，而且对世界近代的历史轨迹也造成了深刻影响。
明朝的历史，对朱元璋的分封制度，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过去我一直认为，朱元璋搞分封制，那完全就是自私自利的做法。
毕竟老朱打天下不容易，他有26个儿子，除了长子朱标是太子外，他想要让其他25个儿子都称王，在地方上做土皇帝。
不过我们从朱元璋分封诸侯王的地形图上，可能就会有其他的认识。除了自私自利的一面以外，朱元璋还是有其他考虑的。
一、朱元璋希望皇子们负责保卫边疆。
过去我认为朱元璋的分封制对中央的皇帝，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选择。毕竟诸侯王们在自己的封地上，基本不受任何任人的控制，就连皇帝也很难插手。
其实从分封地形图上来看，朱元璋还是有考虑的，他的大多数儿子，都被分封在了北方，而当时的首都在南京。
所以说这些儿子们不光是去北方享福的，他们更是前往北方负责镇守明朝的边关。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历史上镇守边疆的大将造反的情况数不胜数，老朱认为只有自己的子孙负责镇守边疆，才能保证大明朝的安全。
1、东北片区。
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平，将朱权分封在内蒙古境内的大宁，将朱植封为辽王，镇守辽东，将朱模封为沈王，驻守在沈阳。将朱松封为韩王，镇守在辽东开原。
这些地方，过去都是元朝的地盘，后来朱元璋打下来以后，逐渐成为了明朝和北元之间较量的地方。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朱棣还处于相对靠南的地区，所以他在当时对大明朝的作用，远没有历史上吹嘘的那么重要。
2、西北地区。
朱元璋将朱橞封为谷王，镇守宣府。将朱桂封为代王，镇守山西大同。将朱栴封为庆王，镇守在宁夏银川。将朱楧封为肃王，镇守在甘肃平凉，后改任甘肃张掖。将朱棡封为晋王，镇守在山西太原。
这几位藩王，主要应付长城正北面的北元势力，他们也都是手握重兵，占据有利位置。地位完全不比东北地区的差。
3、内陆地区。
内陆地区的分封，主要以两湖地区和四川为主。其中两湖分封了朱梓为潭王，镇守长沙。朱桢为楚王，镇守武昌。朱柏为湘王，镇守荆州。而四川则是分封朱椿为蜀王，镇守成都。
当然也做了一个实验，让朱元璋的养子沐英担任了永镇云南的重任。这些内陆王爵，主要还负责镇守在山川要地，并不是多么富饶的地方。
从以上的安排来说，最艰险的地方，朱元璋都留给了这些儿子们。要么让他们镇守北方边境，跟北元抗衡。要么让他们镇守内陆，镇压地方豪强。
二、最富饶的地区，依旧留给了朱允炆。
朱元璋对孙子朱允炆算是比较不错了，虽然这些诸侯王也是麻烦，不过如果不削藩的话，在短期内，未必就能掀起什么巨浪来。
除了刚才那些地方以外，剩下的平原地区，全都是比较富饶的地方。这些地方良田众多，百姓殷实，全都被朱元璋交给了朱允炆。
这么来看，朱元璋对后事的安排，还算比较妥当。他不放心其他人镇守边疆，因为历史上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汉高帝刘邦过去就把韩王信分封在北方，结果人家投降匈奴了，还带着匈奴人来打自己。后来他把那么好的好兄弟卢绾分封到了北方，结果好兄弟也叛变了。
所以说不是一家人，似乎总有些不放心。万一他们联合外人一起来对付自己，那朱元璋的后代子孙们，能吃得消吗？
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有利有弊，在当时来看，的确是利大于弊的。毕竟再怎么乱，那也是老朱家的天下。
三、本朝永远只吸取前朝的教训。
封建王朝其实很有意思，总会吸取前朝的教训，至于再往前的历史，由于不够深刻，所以不会被本朝的人所采纳。
比如说秦始皇吸取了周朝的分封制教训，所以在秦朝实行郡县制。到了汉朝，又吸取了秦朝的郡县制教训，改成了分封制加郡县制。
再等到曹丕建立曹魏的时候，将兄弟们的权力都给取消了，再次在天下实行了郡县制。等到司马炎建立了晋朝以后，吸取了曹魏不分封子嗣兄弟的教训，一口气封了那么多司马家的王爵，结果导致了西晋的八王之乱。
紧接着南北朝时期，是大混乱的局面。一直到了隋朝，取消了分封制，改用郡县制。唐朝的时候，一度想要恢复分封制，结果约等于失败。
到了宋朝再次彻底废除分封制，把宗室子弟都摁在京城。等到元朝，正儿八经地实行了行省制度，算是一大创举了，是郡县制2.0版本。
那么明朝朱元璋建国以后，自然是吸取了元朝没有搞分封的教训。他认为地方官都不是自己家的人，自然不会为大元朝卖命，所以才会把江山给轻易丢了。
这话听着好像也很有道理，我们没有批评的权力，毕竟人家老朱才是当事人，最知道那个时代需要的是什么，最缺的又是什么。
总结：分封制错了吗？也不能这么说。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处于分封状态的。而且很多分封的王朝，其实也能延续很久。
比如说奴隶制社会的周王朝，延续了800年之久，汉王朝更是有400年之久。明朝也有200多年，所以不能说分封制就彻底错了。
当然了从普通人的角度去看，分封制肯定错了，为啥？因为普通人分不到一杯羹啊！那些撰写历史的文人们，没有哪个是得到分封的，他们自然要抨击这种制度。如果你给他一个王爵，再给点封地，你看他还骂不骂分封制。
参考资料：《明史》
南明史，犹如一场闹剧。写这段历史，容易气血上头，把作者气个半死。
崇祯殉国后，在史可法、马士英等人的拥立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位，年号弘光。
这个名义上由弘光帝朱由崧统治，实际由马士英等人控制的偏安小朝廷，就是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
弘光政权建立后，按理说，皇帝有了，朝廷秩序也恢复了。应该趁着北方混战之际，出兵北伐克复中原了吧？
就算是缺兵少粮，无法出兵北伐，也应该君臣精诚团结，巩固统治基础，力图保住这剩下的江南半壁江山吧？
然而，弘光政权在解决了内部问题后，却立即又开始了明朝的传统技能——内斗。
具体斗啥呢？
先是朝廷内部相互撕逼。
当时的内阁首辅是史可法，马士英排老二。
为了增加自己在朝内的话语权，把史可法排挤下去。马士英推荐好友阮大铖出山。
而由于阮大铖与东林党有仇，所以当听到阮大铖被启用后，东林党骨干，如钱谦益、吕大器等人，立马就不干了。
他们以阮大铖曾经攀附魏忠贤为由，纷纷上奏章弹劾。
当时，由于左良玉支持东林党，马士英不敢对东林党动武。于是一时间，党争复起，在南明的朝堂之上，互骂之声不绝于耳。
这场骂战持续了近一个月，直到江北四镇开始内讧，才消停下来。
那么，江北四镇又因何内讧呢？
这场内讧，简单地说，就是镇守徐州的高杰认为自己地盘太靠北，太不安全了。为了安全起见，他就带着人马，私自下南下，打算退到扬州驻防。
这种调防，说白了就是造反。如果搁在正常时期，高杰早就人头落地了。
但南明时期，朝纲崩坏，朝廷根本约束不了已经是军阀的江北四镇。
所以当高杰纵兵把扬州祸害一番后，史可法也只得同意他南迁，让高杰带兵驻防到镇江北面的瓜州，并让四镇之一的黄得功进驻仪真，监视高杰。
听说移驻瓜州，高杰很高兴。但听说黄得功来监视自己，高杰又不乐意了。由于他担心黄得功会吃掉自己。于是他就半路设伏，偷袭黄得功。差点打死黄得功。
幸亏黄得功命大，侥幸逃脱，才免于一死。
事后，黄得功派人到南京告状，希望朝廷能为自己做主。史可法知道后，就让马士英管管自己的部将（黄得功是马士英部将，高杰是马士英招抚的。马士英正是因为能约束江北四镇，所以才担任内阁次辅）。但马士英压根不管。
那么，为什么马士英不管呢？
因为马士英这时候很忙。
当时在阮大铖的倡议下，马士英搞了一个分六等定投降大顺诸臣罪的名单。把早先投降李自成的明朝大臣、将领都定义成了罪人。
而因为这件事，马士英又成了众矢之的。不得不专心在朝内与政敌展开新一轮的互骂。
那么马士英、阮大铖为什么在外有强敌的情况下，又要莫名其妙的来这一出呢？他是怕朝廷还不够乱吗？
他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他和阮大铖当时已经是南明的高官了，他不想北京投降李自成的大臣、将领也下到江南后，来取代自己的位置。毕竟他在崇祯一朝，只是区区地方官，地位远不如北京的达官显贵。
本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初衷，于是他就先下手，把北京的大臣、将领通通定罪，给他们都扣上了有罪的帽子。让那些人以后不管立下多大的功劳，都矮自己一头。
看看，这是正常人能干出的事吗？
半壁江山都没了！且外有强敌，清军随时都会杀过来。而这些人还为了一己之私利，还打来打去，斗来斗去。这样奇葩的朝廷，怎么可能不完蛋？
1645年正月，清军在潼关击败李自成。
随后，清军兵分两路。一路直捣南京，一路追击李自成。
李自成打不过清军，就往湖北方向转移，准备对左良玉动武。
听说顺军朝自己杀来，镇守武昌，号称拥兵80万的左良玉感觉打不过，就打着铲除马士英的旗号，沿江东下，也想带兵退至南京。
左良玉的企图，马士英当然知道了。他一贯就防着左良玉。
于是，当左良玉发兵后，他就命令最听自己话的黄得功去阻击。同时还让高杰和江北四镇之一的刘良佐北伐，抵御南下清军。
事实求是地说，马士英的操作没毛病。
一把烂牌，这时候也只能这么打了。
然而，高杰刚到前线，就阴沟里翻船，被早已经降清的河南总兵许定国设宴杀死。
眼见高杰被杀，刘良佐索性也投降了清军。
由此，南明的江北四镇瞬间就瓦解了两镇。
听说高杰、刘良佐二镇的事后，史可法痛心疾首，连忙调黄得功回援，并征调江北四镇刘泽清部（仅存的机动兵力）驰援扬州。可黄得功一时之间回来不了，刘泽清此时也暗中投降清军。压根就无人增援。
因而，清军可谓顺风顺水，毫不费力的就攻克了扬州，并收编了南明近30万大军。
听闻扬州陷落，弘光帝立即出逃。
听说皇帝跑了，南京城内人心惶惶，守城士兵不战而降。南京沦陷。
弘光帝逃出城外后，投奔黄得功。
当时左良玉已死，其子左梦庚率残部于江西投降了清廷。黄得功实际处于一种被清军两面夹击的境地。
所以弘光帝的出逃，实际是从一个火坑跳入另一个火坑。
后来，黄得功拒绝投降，率军抗清，在混战中阵亡。其部作鸟兽散。
眼见大势已去，负责护驾的总兵田雄等人挟持弘光帝，向清军投降。建立才一年的弘光小朝廷，以及明军仅存的有生力量，就这么没了。
弘光政权覆灭后，逃到浙江的明朝宗室、官员找到潞王朱常淓，请求其监国。但潞王生性懦弱，不敢监国。
随后，清军杀到，潞王举白旗投降。
不愿意投降的宗室官员则继续逃命。
按理说，皇帝被活捉，江浙沦陷，形势已经极度危急了。余下的人应该摒弃成见，精诚团结才对。
毕竟敌强我寡，已经没有内耗的资本了。
但直到这时候，南明那帮人仍不知悔改。继续撕逼，并且进一步分裂。
怎么撕呢？
一部分人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继位，是为隆武政权。这是南明的第二个小朝廷。
另一部分人在浙江拥立鲁王朱以海监国。
南明的这两个小朝廷，互看对方不爽，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形同水火。
1646年，趁着两个小政权互撕之际，清军一波攻击，攻下福建。两个小政权一并被灭。
鲁王朱以海被迫逃到海上。隆武帝则被郑芝龙绑了，送给清朝，沦为阶下囚。后与弘光帝和潞王朱常淓一起被清军斩杀。
在隆武政权、鲁王政权陆续被歼灭后，剩余的南明宗室和大臣继续逃亡至广东，拥立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继位，组建朝廷。这便是南明的第三个小朝廷——永历政权。
按理说，都惨成这幅模样了。总该可以消停了吧？应该要认真对付外患了吧？
然而，还是没有。
就在永历帝继位不久后，另一帮南明大臣在广州拥立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监国。这一派人不承认永历政权，同时永历政权的人也不承认朱聿鐭的监国身份。两边都视对方为伪政权。
广州距离肇庆很近，也就一百公里的路程。
两个小朝廷都说自己是正统，且都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就不用说太多了——内战。
1646年底，见南明又在火并，还打得不亦乐乎。清军再一次出兵清场。
在清军的这波攻势下，绍武帝兵败自杀。永历政权则遭重创，被清军驱赶到了广西。
形势发展到这里，南明控制的武装，基本是十不存一。也就万余人了。可以说，再不与农民军联手，怕是连大西南的土著部落都能把所谓的南明朝廷给灭了。
于是，在认清了形势后，永历政权终于承认了大顺军、大西军是可以合作的盟友，并与之合作。获得了近20万人的生力军。
但是，当永历政权和大顺军合作，并取得了一些战果，如收复湖南、广东后。南明内讧的传统艺能又开始了。
而内讧的结果，就是收复不久的地盘，再次沦陷。并且大顺军还自成一系，独立在三峡地区抗清，号称夔东十三家，只在名义上接受永历帝册封。不再直接听命于永历朝廷的指挥了。
可以说，永历帝在做了四年皇帝后，被一帮作死的大臣作成了光杆司令。
1650年前后，见永历政权摇摇欲坠，盘踞在滇黔地区的大西军主动提出合作意向。
对于要不要与永历帝合作，大西军内部其实有两种声音。
一是主张把永历帝骗来，然后杀了。免得日后麻烦。
二是主张迎奉永历帝，联明抗清。必要时候可以软禁，挟天子以令诸侯。
在是否尊敬永历帝的问题上，孙可望和李定国有分歧。孙可望很想挟持永历帝。
但由于无论是否尊重，都得先迎奉永历帝到贵州。且永历帝此时也没有拒绝大西军的资本了。于是，大西军余部与永历政权也就展开了合作。
前面说了，永历帝与大西军合作前，已经是光杆司令了。他与大西军，名义上合作，实际上是寻求庇护。
所以合作不久后，孙可望就派人请封，要求永历帝正式封他为秦王。
孙可望的这个请封，其实很合理。因为在与永历帝合作前，孙可望与李定国，就已经自立为王了。大西军平时都是以“国主”称呼孙可望。
合作前是“一国之主”，合作后，如果连王爷都不是。孙可望还怎么带兵？大西军的将士会怎么想？
然而永历帝身边的人大臣在一番讨论后，认为明朝没有封异姓为亲王的先例，竟然直接拒绝孙可望的请求，只同意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这简直是作大死！
从这件小事上就不难看出，南明灭亡，真不是清军有多能打。而是南明内部实在是太过于腐朽了，完全不懂变通。
大明养士276年，只是养出了一群废材。
相比之下，多尔衮在八字还没一撇的情况下就敢连封几十个侯爵、公爵，一个王爵，借此收买人心。这才是干大事的人！
后来，经过一番折腾（孙可望派人杀了三十几个反对他封王的大臣），孙可望被永历帝正式封为秦王。
借着封王的春风，孙可望提出了一个三路北伐中原的方案，并派人联络郑成功和夔东十三家的领袖李来亨，共同北伐。
1652年，在准备工作完成后，大西军的北伐正式开始。李定国率部，两蹶名王，接连收复几十个州县，天下震动。
这是继1648年后，南明抗清的又一个巅峰。
但在李定国节节胜利的同时，孙可望却感到不高兴了。他对李定国很是嫉妒。屡屡设计坑李定国。这一来二去的，两人关系破裂。
后来，李定国兵出广东，两次失利。孙可望经营湖南，被清军击败。
外战不利，内部又有矛盾。接下来，就是熟悉的剧情了——内战。
1657年，孙可望亲率十万大军向李定国发动进攻。李定国当时仅三万人，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但孙可望的前锋大将白文选不愿内战，弃军投奔了李定国。于是孙可望惨遭大败，仅率50余骑逃走。
之后，无处可去的孙可望投降清军，成为一个光荣而且高效的带路党，并将西南的底细和盘托出，告诉了清军。
得知大西军的底细后，清军遂下定决心，全力攻打云贵。而在清军出征前，孙可望连写多封招降信，为清朝立下大功。
1658年，清军多路出击，捷报不断。原大西军部众被迫缩入云南。
等到所有人都回到昆明后，永历帝召集群臣开会，商议下一步行动。
讲官刘范首先发言，他主张杀回巴蜀，依靠夔东十三家，经营陕洛地区。
李定国主张杀回湖南，若不胜，再转移。实在不行，就退入越南，获取东南亚诸国的反清义士的支持，走海路到厦门，与郑成功汇合，共同抗清。
刘范、李定国均主张先转移，再图恢复。但永历帝身边的官员多为云南本地人，如黔国公沐天波、权臣马吉翔等，他们都力主退守滇西，不愿意背井离乡。还认为一旦事急，就逃入缅甸。
永历帝认为沐天波的建议好，便做出了留在云南的决策。
见永历帝决心已下，李定国只好少数服从多数。派出一部分兵力护送永历帝向滇西撤退。自己率仅存的万余人，阻击清军。
随后，清军攻陷昆明。李定国部署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局——磨盘山伏击战。
按李定国的想法，就算抗清无法成功，也要一战灭吴三桂的主力。
但这次伏击战，由于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吴三桂在得到消息后，火速下令急退，没有成功。伏击战变成了追击战。
而打追击战，清军兵多将广，李定国才万余人，根本没优势。
因此一番追击战下来，清军损失惨重，李定国的部队也是损失惨重。
此战后，南明大势已去。永历帝带着残余逃往缅甸。李定国寻找永历帝无果，从此两人再也没碰面。
就在清军集中全力攻打云南的同时，郑成功统率水陆军17万，在浙东与张煌言会师，两次大举北伐长江流域。
其中1659年的北伐，郑成功包围南京，打得江南为之震动。
但由于种种原因，郑成功的北伐，全部以失败收场。
李定国和郑成功，如果能有联动，或许南明不会那么快灭亡。
但很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1661年，在屡次北伐失利后，郑成功被迫转战台湾，并成功收复台湾。
但就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后。
1662年6月1日，永历帝在昆明遇害。
1662年6月23日，在听说永历帝遇害，儿子郑经在澎湖与四弟的乳母私通等噩耗后，郑成功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一个多月后，李定国在得知永历帝被吴三桂勒死的消息后，披发徒跣，号诵抢地，两目皆血泪，大哭道：“我对不起大明，也对不起皇帝，我该怎么面对天下”。
又半个月后，心灰意冷的李定国，病死于滇缅交接的勐腊。临终前，他嘱咐儿子：“宁可死到荒郊野外，也不可投降。”
至此，南明抗清的领袖级人物，全没了。
1663年，清军集中兵力，对大陆上仅存的抗清武装，夔东十三家发起总攻。
经过一年激战，大部分人战死。清军攻陷夔东十三家。李来亨拒绝投降，自缢而亡。
李来亨死后，虽然郑经在东南沿海又坚持了近二十年。但南明史，早已经在1662年就画上了句号。
回看南明18年，会发现这是一段混乱至极且毫无亮点可言的历史。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明月没写南明，但是我认为《明朝那些事儿》没写南明，甚至完全没提南明，真是为了读者好。否则，心血管功能不好的读者，会被气出高血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