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坐车想不买票。
我坐在那儿，哪儿也不看，心里十分紧张、害怕。突然，在学校附近的一站，我看见老头儿正从前门上车。他像木桩子一样站得笔直，在晨光中，他的脸显得灰白，而且很严肃，眼睛毫无生气。他上车后坐在前面的座位上，脸朝我，但没看见我，因我坐在车的另一头。
我坐在那儿，想着是否要走过去，我决定不用过去，因为他没注意我。我最好还是遵守协议，到他的办公室再跟他谈。
可怕的是，同老头儿一起上车的还有个检票员，一个泼妇样的女人，而且，她已开始查票。灾难终于来临。我坐在那儿，感到惶恐不安，孤立无援。我真傻。我昨天为什么连一枚五戈比硬币都不留？没有论文，没有工作证，什么都没有——检票员甚至会因我没票而把我抓起来……我感到眼泪随时都会夺眶而出，我唯一能控制住自己的理由就是意识到眼泪也解决不了问题。检票员离我越来越近。
这一站怎么这么长，我下不了车，我已经被困住了。
我开始祈祷：“主埃无名的世界创造者。救救我吧，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科学。毕竟人们承认遗传学就是承认您的存在。为了这缘故，基因和染色体的创造者啊，给我五戈比吧。”
但太晚了，太晚了……无情的、油桶般粗壮的女检票员正向我走来。慌乱中我扭头去看车窗。突然，我看到五戈比硬币卡在玻璃窗的衬垫上，一枚黑乎乎的、铜质的、真正的硬币。我一把抓过它来，身体弹离座位，飞快地把它投入收币机并撕下了一张票。我马上感到如释重负，平静地迎着检票员向前门走去，老头儿正坐在那儿。他在看着我——他早注意到了。我慢悠悠地走过检票员，就像一朵白云飘过山崖，若无其事地把票交给她，车就到站了。
老头儿同我一块儿下车，他甚至先下一步，然后伸手扶我下。我们沿着马路向他们的学校走去，他突然问我：“老实告诉我，你为什么最后才把五戈比放进收币机，恰恰是检票员要抓你的时候？你是否总这样贪小便宜？”
我只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听到我曾对“无名的世界创造者”祈祷，他大笑不已，但又说，这里面是有点名堂，由不得人不信——不然五戈比从何而来呢？我没想到老头也有高兴的时候。总之，我们到了他的实验室。唯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时至今日，他仍然在指导我的研究工作，尽管他从未离开过他的小屋，是我去找他。
坦率地说，在钱的问题上，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麻烦，也从未像得到那五戈比硬币时那样欣喜若狂。
“好，拉丽莎。我们在你身上又有所发现。”故事结束时爱玛微笑着说。
“是的，拉洛什卡，别总想用奇闻轶事来应付我们，”阿尔宾娜说，“你为什么要竖个盾牌掩盖自己？我们并不是危险分子嘛。作为个人，我尊重你的独立，我甚至羡慕你，你知道吗？”
“好啦，先别忙着羡慕我，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尚未完成——你还会从我这里听到许多……现在听吉娜的。吉娜，你在集中营呆过，想必有人为了钱而真的犯罪吧？”
“多极了，”吉娜挥着手说。
“那就给我们讲个真正可怕的故事吧。”
“好，我试试吧。”
故事之二
由流浪女吉娜讲述，她自认为这是她在集中营里听到的最可怕的故事。
我们区有母女二人，母亲36岁，女儿18岁。她们正在戒酒，已经骨瘦如柴，当然是强制性的。她们因杀人被抓进来，但俩人互相咬，都说是对方干的。她俩被分别关押，因为要关在一起，这两个身轻如羽毛的人会飞掉。她俩是了不起的斗士。
她俩的故事是狱友们告诉我的，说的完全是真事。她们住在工房，经常带外人回家，经常神志不清：她们喝酒，时时刻刻都在喝。母亲少女时就开始喝酒并同几个男人姘居，醉醺醺时生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故事发生时，母女俩正和一个男人同居。母亲是十足的醉鬼，女儿也不甘落后。
一天，她俩共有的男人回家时带来了刚领的工资袋，这可是聚会的好时机。朋友们被邀来了，大家放浪形骸地折腾了一通，个个酩酊大醉，想跟谁睡就跟谁睡。第二天，酒没有了，钱没有了，客人也都回家了，但母女俩却大为不满——她们需要更多的伏特加才能撒下n来。她俩不知是谁突然想到，她们的男人应该还有奖金。她们开始跟他吵：“你的奖金在哪儿？快给我们拿出来。”
他醉得不轻，但还能说话：“还没发呢。”
然后他转身去睡了。
隔壁有个邻居和她们的男人在一起工作，母亲打发女儿去问一下，看奖金到底发了没有。女儿在隔壁门前晃了一下便立即折回来，说：“是的，发了。”
她俩开始审问男人：“钱在哪儿？你为什么要藏起来？”
她们把他从床上拖下来，浑身上下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便开始揍他，男人只疼得乱叫。她俩不知谁提议用刑折磨他，以弄清钱藏在何处。我们劳改营的人始终弄不明白到底是谁出的主意。因为她俩至今还在互相指责。
她们把他捆起来，开始拷打。起初她们用皮条抽打这可怜的醉鬼。虽说是烂醉如泥，他还是告诉她们：“你们把我活活烧死也得不到我的钱。”
于是，这两个小恶魔开始用香烟烫他。他还是不说钱藏在哪儿。她们吼叫着：“要不把钱拿出来就锯你的腿，把你的双腿都锯掉。”
醉鬼昂了昂头，说：“锯吧。我父亲是敌后游击队员，所以我不怕拷打。拿锯去。”说完又睡了。
她们从棚子里拿来了一把两人用的大锯，把男人抬到床上，再把床拉到屋子中间，然后一人执一头，开始锯起来。大概她们起初只是想给他留下个疤，没想到这个醉鬼激起了她们的兽性——我不知道，也不敢瞎说。男人被锯醒了，开始大声喊叫：“他们在树林里锯掉了我爸爸的腿。他们先让他喝酒，然后才锯的，这样不会腐烂。爸爸受得了，我也受得了。”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像一个游击队员一样躺在那儿，直到双腿被锯掉。他失去了知觉，她俩意识到她们不会再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因为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于是她们才住了手。她们用毯子把他裹起来，用褥子包住他的腿以防血流满地。然后她们动手找钱。居然找到了：在碗柜的后面。她们又买了些伏特加。女儿出去买酒时，母亲把那个男人拖到阳台上，用破布包起来，看上去像一捆杂物。随后便忘了他，好像他压根就不在那儿。女儿买伏特加回来，见没有了那个男人，便问：“他在哪儿？”
母亲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大概走了……”女儿稍稍清醒一点：“怎么会走呢？他的腿不是锯掉了吗？”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会有办法的。”
然后她们洗净了血迹，烧了些土豆，又请来了客人。以后几天时间内她们都是烂醉如泥。有人向她们问起那个男人，她们就回答说，那个人呆腻了，自己走了。这样的事是家常便饭，所以谁也不再问什么，好几天，下班路过这儿的人总能看到她们在聚会。
一天，一个女人酒喝多了，想吐，但厕所里人已经满了，她只好到阳台上去吐。她扶着栏杆往街上吐，然后站在那儿等一会儿再吐。她漫不经心地看到阳台角落里有一堆破布，上面盖满了积雪，她还看到一只完好的男人鞋露在外面。“她们干吗把这么好的鞋子扔到阳台的雪里面？”她过去拉了一下鞋子，不料却拉出一条腿。她立刻醉意全无。回到屋里，她什么也没跟别人说，道了声再见便借故回家了。实际上她去的是警察局。
警察把她俩抓了起来，还查验了死者。验尸结果说明，这个男人最初几小时还活着，后来血流尽了，人也就冻僵了。
这便是两个酗酒女人干的事，一个男人为了钱把命都丢了。
这个可怕的故事尤其使奥尔佳惊恐不安：“人们干吗要喝酒呢，太可怕了。真想不到他们喝醉后会干出什么事来。我们的丈夫在今后的年月里还会一直喝下去，他们会死，我们都得做寡妇。”
“但妇女也喝酒，不是吗？你们刚听的故事说的就是你们自己，”瓦伦蒂娜说，“她们的确那样做了，又怎么样。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酒鬼。现在有许多妇女戒酒场所，而前不久全国才有一个，在默满斯克。那时人们一听到这个戒酒场所就毛骨悚然。现在怎么样了？每个像样的城市都不只有一个，而是几个。”
“连小孩子都酗酒，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爱丽什卡说。
她们又闲聊了几句，哀叹事情不尽人意，然后又提议让娜塔莎讲个故事。“只要令人高兴，娜塔莎，”爱丽什卡央求道“讲什么都行，我听刚才那个故事听得太紧张了。”
“好吧。吉娜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也与奖金有关。我会尽力使你们摆脱不愉快的感觉。”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关于奖金和列宁塑像的故事。
在开始实行奖金制度那年，我正好大学毕业，在一个工厂当了工程师。这是个老厂，有许多老传统，也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工人，总的气氛比多数工厂要好。但我所在的那个车间有个令人讨厌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个车间党支部书记。他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只要有他在，工人们便不得安宁：他总是要求人们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还凭空想出许多新的“社会主义义务”，要不就发明出许多“首创精神”，自然这些都没能使工作得到改善，但听起来给人的印象满深刻。我们车间总上厂报，有时还会上《真理报》。支部书记总是把这些报道剪下来加以保存。希望以此能铺平晋升之路。
一宣布要发奖金，支书就开始敲诈工人这笔还没拿到手的钱，好像给工人发的钱取自他个人的腰包一样。一开会他总要提这件事：“国家知道，不幸的是，我们工人的自觉性并不总是高过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因此实行了奖金制。应该把这件事同缺乏自觉性联系起来看。”
但是，虽然他到处讲他对党所负的责任——自然，他把这种责任看作是督促工人更好地干活——但他个人却不自觉为国家着想：他个人及其全家去疗养院，花的都是国家的钱；他让我们车间的工人给他装修房子，工作时间也不例外；有一次发工资，年轻的会计由于失误少给了他几块钱，这家伙没完没了地闹了三天，可怜的姑娘差点被开除。
他开始同工人们争吵奖金问题，每时每刻都在盯着谁偷懒了，谁迟到了，谁不服从领导了，等等。一丁点儿大的事他也得去报告领导，并怂恿他们取消某人的奖金。头儿们也有点怕他，所以总是让步。工人们很气愤，车间主任也明白，支书的热情影响了生产。但他们对此毫无办法——这是意识形态。你只要一反驳他，他就对你发动猛烈的政治政势，而且没完没了。
我们车间有个技工，是个老姑娘，名叫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战争年代曾在前线当过护士，受过勋，而和平时期，她的作风是大胆和独立。支书早就想开除她，无奈车间的生产要依靠她，厂方对她评价很高。这个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见工人们讨厌支书，甚至许多人开始调离我们车间，所以她决定支持工人，帮他们摆脱那个恶魔。她首先与最要好的工友达成了秘密协议，因为他们率先支持她，尔后其他人也纷纷响应，她的计划，就是把支书搞掉。
我们厂院子里有个小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喷泉，周围是椅子。尤丽娅同工友们商议，决定提一个富有“首创精神”的建议：每人都把这第一次奖金捐献出来，塑一座列宁像来取代喷泉——以感谢党和国家今后的每次奖金。
我们都热烈期待着车间年会。通常宣布开会时，工友们，尤其是女人，都想方设法逃避。会议常在工作之余召开，为了防止不自觉的的工人逃会，他们在开会期间总要把大门锁上。但厂内还有几个小门，女友们往往会从这些小门溜出去，或回家或上街排队买食品。但这次开会大家都到场了，他们都想看看尤丽娅发起的反支书活动怎样收常虽然大家的钱都不富裕，这点奖金也不至于撑破腰包，但只要能搞倒支书，大家都不会吝惜这些钱。况且，无论如何，车间差不多一半工人都被他剥夺过一些钱。他还曾给队长、车间主任和技术员施加压力，要他们保证，凡是违反纪律者都要惩罚，不许漏掉一个。所以，工人们无所失，技术员和队长很明智，他们决定放弃自己的奖金，因为他们受的气也太多了：以前他们负责生产，现在他们像小孩子一样听命于支书。
会议终于开始了。车间主任上台公布了所有有关我们的数字：计划、超计划、超额完成任务、未完成任务，等等，然后他收起表格回到了座位上。支书爬上讲台，开始讲他的老套话：党如何关心所有的工人，给他们发年终奖金，而某些工人不自觉……如此等等。
支书讲完后，尤丽娅走到台上，不慌不忙地重复着支书刚才所说的一切：党……政府……政府……党……事实上，冬天已经过去，夏天已经到来——听她给我们讲这些老套话，我们都感到吃惊，担心她最后说走了嘴。她不停地讲啊讲，还不断盯着门口和手表。支书是会议主持者，他用铅笔敲桌子，说：“时间，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
她送给他一个甜蜜的微笑，点了下头，继续说她的，这次说的全是引的列宁的话：“正如列宁所说，正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讲……”支书叹息了一声，他毫无办法：他不敢冒险打断一个正滔滔不绝地宣讲列宁语录的讲演者。
尤丽娅正大谈列宁时，门开了，一名记者和一位摄影记者严肃地走进了大厅，后面跟着笑容可掬的厂报编辑。编辑赶忙走向支书，弯下腰来同他耳语几句，其实大家都能听到：“从《真理报》来的。”
支书大喜，哈腰示礼并张开双臂说：“欢迎。欢迎。”
同时他示意尤丽娅停止演讲。她只是微笑了一下，然后大声宣布：“所以，按照上述的一切，我们车间的一伙工人、工程师和技术员决定，为了感谢党和政府，我们谢绝第一次奖金，用这些钱在工厂公园里建一座列宁纪念像来取代喷泉。”
这么长时间，人们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整个大厅里欢声雷动。尤丽娅稍停了一下，掌声过后继续说：“我们坚信我们会得到厂领导，首先是我们尊敬的支部书记，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支持。”
她转向主席团，微笑着邀请支书站到她讲话的地方：“我们期待着您的答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主席团有一半人会心地笑了——他们早已知道尤丽娅的主意。另一半，支书的好友们觉察到了他的不悦，开始耸耸肩以表示不同意。
我们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走到台上，开始说：“我不知道谁批准了这一独立活动。谁允许了这个轻率的首创？谁批准了？党支部不能支持这个不成熟的首创。首先，我们必须与同志们讨论，还要向上级机关请示。”
之后，阿利克·保察金到了台上，他是共青团负责人，提前已知道这事。他说：“我感到惊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没想到一位党的负责同志会这么做。您所说的‘独立’是什么意思？是的，真正的首创一定是独立的，而且不是在默默的研究中编织而成的，像有时还在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共青团员完全支持车间工人们的首创精神，此外，我们准备承担为列宁纪念像清理地基的任务。取代官僚主义的喷泉的不朽的列宁纪念像万岁。“
这一通胡言乱语充满火药味儿，但会议需要它，大家都笑了，为他鼓掌。支书已不可能再葬送这一首创精神了。他个人的钱危险，他的奖金，还有他搜刮来的钱，都够危险的。
站在他旁边的记者高兴地说：“多好的消息，明天见报。”
记者在大厅内转着圈与人们交谈，摄影机灯光闪闪。而支书同他自己的人坐在一起，可以听到他们咕咕哝哝的不满声。其中有一个说：“明天我们给区委打电话，他们可以在那阻止文章发表——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首创性。国家给这些人东西，他们竟敢拒绝。”
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关于我们的首创性的报道，并附有一段评论：“遗憾的是，工人的首创精神没有得到车间党组织的理解和支持。”
支部书记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阿利克·保察金。他是个高水平的空谈家，但心里什么都明白，而且同工人相处更谨慎些。
列宁像在公园里建起来了，本厂的人都戏称为伊里奇与康斯坦丁诺芙娜纪念像，后者当然不是指列宁的夫人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而是我们的尤丽娅·康斯坦丁诺芙娜。
故事之四
由“大人物”瓦伦蒂娜讲，关于持不同政见者与一名克格勃间谍之间的离奇故事。
朋友们，我要给你们讲的是一个机密故事，持不同政见者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故事。
别，先别生气，佳丽娜，你听我说。这个故事是我从参与办案的一名克格勃侦查员那儿听到的。这件事你们可以跟别人讲，只要你们愿意，不过，可别说是我说的。这位侦查员的名字我不想告诉你们，而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一位流放者的两个女儿的名字——达莎和萨莎。不过，这无关紧要。
这个故事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他曾在克格勃工作
过。我不能透露他的真实姓名，但为了便于讲故事，权且称他为耶夫吉尼吧。
耶夫吉尼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克格勃工作。他成了一名年轻的侦查员，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听命于人的小男孩。但后来他办了一个案子，这件事促使他离开克格勃去当了一名辩护律师。我曾问他为什么要辞掉这个令人羡慕的差事，他说这是机密。
一位西德游客在列宁格勒会晤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克格勃毫不犹豫地相信：她给他带钱来了。耶夫吉尼受命追踪这笔钱的去向。他们断定这笔钱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以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查明接受这笔钱的人是用它来从事反苏活动还是把它转交给别人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耶夫吉尼有权截留嫌疑犯寄出的邮件，所以他很快查明，那个德国人走后第二天给远在厄尔库斯克州流放的某个犯人寄去了50卢布。
耶夫吉尼乘飞机赶到厄尔库斯克州，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流放犯。他就住在泰加森林中一条河岸边的一间小屋里，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萨莎和达莎。耶夫吉尼在这一带活动开了，他找当地克格勃和附近居民了解情况，到邮局检查邮件。果不其然，这个流放犯一收到那笔钱就把它转寄到佛尔库它。
耶夫吉尼立即飞往佛尔库它。在那儿他找到了一个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人已在那儿呆了20年。他手里没有钱，收到那50卢布后，他没出邮局就把钱寄给了支它州的一个女流放犯。
耶夫吉尼试图在支它州会见这个女人，虽然她拒绝同他交谈，但他还是发现了这笔钱的下落：她把它寄到了乌克兰。
不得不又飞往乌克兰，耶夫吉尼一路上都在诅咒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搞y谋，害得他为了追踪这50卢布东跑西颠，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和国家的钱财，更不用说其他开销。
在乌克兰，当地克格勃官员会见了耶夫吉尼并告诉他说，刚接到某集中营的情况报告，有个女犯收到了那笔汇款，但她当天就将钱寄到了厄尔库斯克州……你们能想象耶夫吉尼回厄尔库斯克时是怎样的心情吗？
幸好，他比邮件到的还快，而且他去邮局时恰巧赶上他们正为那个流放犯签发取款通知单。他出示了证件，然后走到柜台后面去假装分拣邮件，这样他就可以监视那个来取款的流放犯。
他来了，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取完款后，他并没有出邮局，而是和他的妻子、女儿商量把钱寄给谁，谁最需要它。
耶夫吉尼终于认识到，这50卢布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人们只是相互转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认为别人比自己更需要它。
他再也不去跟踪这笔钱会转到何处，而是返回列宁格勒，借故辞去了克格勃的职务。他们之所以放他走，是因为他只干过一次跟踪，知道不了多少秘密。
怎么样，佳丽娜？听起来象故事吧？
一直带着兴奋的神色听瓦伦蒂娜讲述的佳丽娜说，不仅像，而且，除了那个乌克兰人，故事中的所有参与者她都能叫得出名字：“政治集中营的人至少有一半是乌克兰人，所以很难说那个人是谁。关于其他人，我只告诉你们耶戈尔·达维多夫。他过去在厄尔库斯克州的图伦镇，他的妻子叫寥拉，两个女儿确实叫达莎和萨莎。我不怕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已去了西德，住在慕尼黑。他们在那儿也没忘记帮助朋友，瞧，他要给我寄些钱或一些别的东西来，或许也是通过一个德国旅游者，没准儿克格勃的新耶夫吉尼会搞出一个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款项案。他们将记录下大量的丑闻，还可能拍成电视片，取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走狗》，或者叫《他们为了美元而卖身投靠》。我至少希望，你们看到这类东西时不要相信它。谢谢你，瓦伦蒂娜。”
大家都高兴地看到，瓦伦蒂娜和佳丽娜之间的坚冰终于融化了。阿尔宾娜不无忌妒地说：“现在轮到我了。与你描绘的田园诗般的图画相反，我讲的是爱钱的故事。
故事之五
由空姐儿阿尔宾娜讲述，说的是苏联妓女的悲欢作为开头，先讲个笑话，说的是一个文化部长，同其他几位部长坐在一块，只有她一个人是女的。谈话间说到了苏联还有没有卖y的问题。女部长说：“我们再也没有卖y了，那是资本主义的垃圾，现在早就绝迹了。”
其他部长们都笑了：“您说什么？我们所有的妇女都在出卖自己，怎么能说没有卖y呢？”
“什么，所有妇女，也包括我吗？”
“是的，部长同志。”
“那么，你看我值多少钱？”
“这个嘛，要把您的年龄、相貌和您的地位都算上，我可以出一百卢布。”
“就这么点儿？”
“您看，部长同志，您已经在讨价还价喽。”
这是个笑话。下面说的才是真的。我不可能先从那些服务于高层人物的妓女开始讲起，因为我跟她们没打过交道。
次一级的人物是黑社会的百万富翁，我跟他们有过来往。
坦率地说，时间并不长，那时我还很年轻。他们真正喜欢的几乎都是些小姑娘，过了1 8岁就会被他们认为是老太太，是大路货。我正是在18岁时为他们服务的。司机常常来找我，说：“准备好，半小时后我们就走，带上你的东西。”
我准备好后就钻进了汽车，通常我去的是某人的乡村别墅。那里通常有客人，有酒，有招待会——我们不过是人家的额外快餐。一般来说，一晚上我能得500卢布，不过这也取决于客人是谁以及来自何地。格鲁吉亚人给的最多，乌克兰人最抠门儿。来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客人也有点小气，但对待姑娘们却不乏绅士风度，因为他们差不多算是西方人。
这样“出去”几次一年不用工作，保你够花的。
再其次是应招女郎。我从未干过应招女郎，但我有几个朋友是。她们几乎整天呆在家里等顾客打电话。客人通常是富裕、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或是顾全名声或是怕老婆。打电话的客人常常是姑娘从不认识的人，一般邀她们去宾馆。应招女郎一夜能挣30至50卢布——假如她碰上上等主顾的话。
宾馆女郎差不多也能挣这么多，不过她们更苦一些：她们得为老外服务，而且受监视。
然而，她们总有机会得到不错的礼物，甚至同老外确定关系。我们宾馆女郎中有些人千方百计勾引老外，让老外娶他们，带她们出国。自然，这些老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老婆是在宾馆工作人员、民警以及克格勃的领导下卖y的外向型妓女。偶尔在宾馆餐厅或休息室幽会一次往往是件惬意的事情，虽然你们会想，什么样的苏联姑娘才会只身潜入阿斯托利亚或欧罗宾馆的餐厅？整个一个社会渣滓。
在内宾旅馆情况也是这样，只不过客人稍嫌寒酸些：通常他给你的不会超过30卢布，除非碰巧又遇上了格鲁吉亚人。那些家伙精明得很，他总是知道怎么给钱。而格鲁吉亚人就是慷慨，没办法，他们就是那种作派。
也有许多便宜妓女。有时会碰到这样的“姑娘”，她硬要50卢布，但对客人比较忠心，能一块过上几年。这类姑娘一般是男人跟自己的老婆闹别扭才找她们。所以她们跟客人都很熟，男人供给她们日常生活所需，就跟过家庭生活差不多。
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当她的相好们遇到经济困难时，她还会倒贴给他们。有时也有相反的情况：要是需要毛皮大衣，她会把他的钱全拿去买上一件，然后免费跟他睡半年或更长一段时间。
再往下就是“马路天使”了，不过我没干过。我们姑娘们常以街头故事互相吓唬：“你会为在莫斯科夫斯基车站一次得五块钱而玩完。”
莫斯科夫斯基车站的妓女也有所不同。有出租女郎——那还算是不错的。她们与出租车司机有君子协议，他拉着她在车站附近转悠，为她物色主顾。他的行李箱里带着伏特加，以备不时之需。出租女郎大约能得10卢布。
你们夜里去过莫斯科夫斯基车站吗？我说是半夜？试试吧。你们会发现那儿是那么美——除了神情沮丧的密探，只要给五块钱，她们跟谁走都行。有的回其住所，有的就在门d干那事。
也有人以同样的价钱到高斯蒂尼德夫尔或其它大商场去做生意。我曾认识一位已婚妓女，丈夫在工厂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她每天都出来做生意，拉两三个客，就在门d里干，能挣上10或15卢布回家，就很高兴了。
我不了解为水手们服务的港口女郎的情况，所以也不敢瞎说。她们大概比在车站的要贵些，而比在宾馆的便宜些。
在所有这些行当中，小伙子总比姑娘要贵一些。这里也有性别歧视，姑娘们。他们集中在普希金剧院对面的小公园里，“卡特卡公园”——那儿有凯瑟琳大帝的塑像。
好了，你们够吧？反正我够了。我再也不能想有关金钱的更可怕的事情了。或许吉娜还可以再说点什么。
阿尔宾娜的故事首先引起吉娜的反响：“能从男人身上赚大钱的女人我不太了解，但我遇到过徘徊在车站和码头的姑娘。你们知道最低的要价是多少吗？”
“多少？”
“一卢布。”
大家听后目瞪口呆。
“而且还不止如此，一卢布也是钱呀。一大早在啤酒馆外面，那些女酒鬼只要给一杯啤酒她就让人干，一杯啤酒才两毛三。算了，不说这些了。佳丽娜，你给我们讲讲有美好生活的事情吧，讲讲人们竟相把最后一戈比让给对方的故事。”
“不，吉娜，我有另一个关于钱的故事，与持不同政见者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我要讲的是我婆婆的事。”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说的是她如何与婆婆相处，如何仅从婆婆那里得到一点钱，却欠下了永远无法还清的恩情债。
斯拉维克的母亲四十多岁时生的他。人们都说他没什么出息。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斯拉维克的确是个有出息的人。
我们在集中营结的婚。那时他对我说：“佳洛契卡，我的母亲在列宁格勒，我给她写信介绍了你的情况。你该去看看她，认识她。她身体不大好，很少出门。”
他给了我地址。从摩尔达维亚回来的当天我就去拜访了婆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她住波克罗夫卡区萨多瓦亚大街的尽头。我按了门铃，是邻居开的门，她领我穿过楼道，然后指给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房门。我刚一敲门就听有人说：“进来佳丽娜。”
我感到很吃惊，推开门便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她正坐在又大又破旧的圈椅里，披着破旧的披肩。
“进来，坐。你旅途还顺利吧？斯拉维克好吗？”
“他很好，我来时一切都好。您怎么能猜出是我呢？”
“我一直在盼着你来，”她简单地回答道。“斯拉维克来信提到了你，所以我一直在等你。我刚才还在想，我的小儿媳妇怎么还不来让我瞧瞧呀，想着想着突然听到了陌生的脚步声，我就猜出是谁来了。来看我的人不多，我妹妹、护士——这就是我的全部客人。”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与我一起喝茶，我给她讲了这次旅行的情况，告诉她我们已经在集中营登记结婚，还给她介绍了我个人及家庭的一些情况。
“你交了个在集中营的男友，你父母是怎么看的？”
“喔，没事，我想……”
“别跟他们闹别扭。斯拉维克会出来的，那时或许他们会喜欢他。但别冲撞你父母。有个坐监的女婿，对他俩来说不是好事。这事你不用跟别人讲，因为别人都想知道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初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开始逐渐依恋她，特别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我常去看她，陪她喝茶，聊天，谈斯拉维克——心情就会好起来。
但在家时情况就糟了。我一宣布我交了一个在劳改营里的男朋友，父母就表示不同意。
当我快要生个孩子时，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所以我决定搬出去。但去哪儿？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只有一间小屋，甚至连第二张床都放不下，而斯拉维克又在集中营。我决定租一间房。转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一间，但就是贵点——40卢布，占我月收入85卢布的一半。我还得常常买东西去探望斯拉瓦，还要给他寄包裹什么的。唉，可真不容易埃唯一还算不错的事情是我找的房子离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挺近，在夫昂坦卡。我常常事先不打招呼就去看她。
我母亲想让我做流产，但我不听她的。我的感觉并不总那么好，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而我却比怀孕前吃得更糟。最后我简直都不想要这个孩子了。父母的钱我一点也没要，虽然他们主动给我——我自尊心很强，这你们知道。我开始变得失魂落魄，丢三落四。这么贫困，我居然还乱丢钱，常常把钱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可就是找不着。有一次我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诉说我近来的不幸遭遇，她让我弄个钱包：“你总是把钱放到手提包或口袋里，所以不容易找到。”
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到，我常常无意中在我大衣口袋里的手套底下，或是在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钱，钞票不象我通常那样折一下，而是折两下，我想，这是我爱丢三落四，生活邋遢的缘故。
这些三五元的钞票可真救了我的命。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丢了钱后又突然在某个地方找到快要成为我的习惯了。
怀孕第六个月的某一天，我去看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发现她情况更糟了，甚至不能起床。我在那儿一直等到大夫来，给我婆婆做完检查后我随大夫走到门厅，问她：“大夫，她怎么样？严重吗？”
“喔，怎么跟您说呢？我们无法给她换个心脏，而她的心脏已经衰竭了。你要做最坏的准备。我们可用药物至多维持她一年，但最后……”“或许她能住院吧？”
“你试试吧，象她这样的年龄，又是领养老金的人，还住院。除非你有门路。她真的不行时会来辆救护车，要不然……得了吧，别找那麻烦了。”
想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活不到斯拉维克回来，我忍不住泪如泉涌。设法控制自己以免让她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来。
我回到屋里，婆婆对我说：“别伤心，孩子。我现在可以放心地死了，因为斯拉维克不会孤独了。不过，我倒是很想看看我的孙子……好，不说没用的话了，去商店为我买点什么吧。那儿是我的包，钱就在里边。”
我拿起包，记住了她要买的东西，就上街了，我在商店选了牛奶、酥酪、奶酪、但打开钱包付款时我不禁大吃一惊：钱包里所有钞票都整整齐齐地折了两下，跟我找到的三五块钱的票子一模一样。而她每月的养老金是45卢布，就这么点钱她居然还要分给我一些。
然后我去面包店买面包，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像个孩子一样，我梦想着发生奇迹，她重新好起来，斯拉维克也回来了。我们俩都工作，给她买一件温暖、鲜亮的毛皮大衣和温暖的冬靴。她冬天从未出过门，因为她的棉大衣太沉，她都穿不动。我用这种梦想来安慰自己。
但她最近去世了，就是我正要分娩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给她买毛皮大衣了，而且我从未当面叫她一声妈妈，只是有时在心中叫——我太腼腆。她留下了一个装钱的小纸袋，上面写着：“给佳丽娜”。这些钱都是从她的养老金里攒下来的，是她一生的全部积蓄——28卢布80戈比，我得用这些钱作安葬费，这也挺贵的。我只保留了一张五元票，我不打算花它，无论生活多么困难都不花。不，这不是从那28卢布中留下来的，而是另外一回事。进劳改营之前我在收拾夏季用品时，在我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它，准是夏天时妈妈放进去的。
斯拉维克回来时，我把它交给了他。
佳丽娜婆婆的故事深深感动了大家，同时大家都尽力安慰佳丽娜，因为讲完故事时她已经泪流满面了。
等她平静下来后，奥尔佳便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述。故事把我们带到了战争年代，那时不仅有英雄业绩，也有犯罪行为。
我实际上是来自农村。直到18岁我才到列宁格勒造船厂上班。在这之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姑娘。
有人说，每个苏联农庄都有痴子或疯子。别的庄我不知道，但我们庄有这么个老太太，人们管她叫财迷尼尔卡。我这就给你们讲她何以得了这么个绰号。其实她的真名叫安托诺娃。
我认识财迷尼尔卡时，她已经不成人样了。她穿着破烂衣服到处晃荡。冬天她蜷曲在人家棚屋的角落里，夏天就呆在庄子附近的树林里。她的样子很吓人，孩子们怕她，有时也捉弄她。下面的事情是我长大后听说的。
列宁格勒被围困时疏散出的人曾路过我们庄。显然他们是去西伯利亚，但生病的人就下车留下来。听说一路上都是这样，不经过主人同意这些人就被分配到各家各户。上边的命令很简单，就是要安置疏散者。至于如何供养他们，当局并不关心。我们甚至不能用他们的食品券为他们领面包。
这些人死里逃生来到这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活了下来。
他们开始在集体农庄干活。没人欣赏他们所受的城市教育，只有他们的双手还有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