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了，他给我写下了他的住址，还告诉我几点钟到。
第二天我打扮得整整齐齐，买了块生日蛋糕去赴约。来到门口，我按了门铃。他为我开了门，只见他穿着一身最不正式的衣服——铁路制服。屋里空荡荡，静悄悄，没有一点儿聚会的迹象，也不见有朋友。
“人呢？”
“他们晚一会再来。咱们先呆一会儿吧。”
我把蛋糕交给他，就进了屋。有两个房间，显然不是他一人祝屋里又脏又乱，奇形怪状的衣服和鞋子扔的到处都是——鞋全是女人的。
“谁在这儿扔下这么多女人的物件？”
“我老婆。她今天度假去了。”
“噢，我明白了。你老婆出去度假，你就邀我来与你过夜以庆祝你的生日？你干吗要跟我胡说八道呢？我何时想跟你来，我会决定时间和地点的。”
一听这话他上来就胡乱摸我，我啪地一声打开他的手说：“拿开你的狗抓子。我讨厌虚情假意的男人，把大衣给我。等你懂得怎样待我时再过你的生日吧。”
甚至这时我还不打算与他彻底断绝关系。他实际上长得与我是一个类型。天使般的脸蛋儿，可爱的嘴唇，洋娃娃一样的眼睛。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雄性不外露，吸引人，表面上看不粗野，性感也不十分明显。他就是这样的人，看上去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但我就受不了为了跟我睡觉而撒谎。
我抬脚往门口走去，但他抢在我前面锁上了门，然后回头朝我走来。我推开了他：“你疯了？想硬来吗，嗯？看我敲碎你的脑袋。”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敲碎我的脑袋。”他回答说，这时他已是满目凶光，眼睛象发怒的猫眼。突然他劈手给了我一掌。
他看上去很虚弱，可他的手却硬得象铁。这一掌一下子把我打到了墙角，疼得我直不起腰来，连叫都叫不出声来。然后他把我摔倒在地板上，用皮鞋踢我的胸部和两腿之间。这时我开始拼命喊叫。我知道会有人听到我的喊声的，因为隔着墙就能听到有人在放音乐。但音乐声又放大了，显然是为了盖住我的叫声。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人来救我。于是我想办法脱下了一只鞋，并狠狠地向窗户扔去。玻璃碎了，鞋飞了出去。这时我听到了老人们在桌子上玩骨牌的声音，我来时他们看见了我，我进楼道后他们还上下打量过我。现在我只有指望这些人了。“救命埃杀人了。qg了。”我拼命地喊叫着。
外面没声音了。我想他们是叫民兵去了，要不就是直接跑来救我。但没人来救我，这个长得象天使的施虐狂也不再打我，而开始qg我。他使劲掐我的茹房，直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扯下我几绺头发。要达到高c时，他双手掐住我的脖子，掐的劲很大，直到最后s精为止。
完事以后他让我起来穿衣服，递给我他老婆的一双旧鞋免得我打赤脚，然后把我推出了门。
第二天，我的头都无法从枕头上抬起来：脸、头、身上——被打得伤痕累累。我打电话请了一周的假。我撒谎说，有个外地的亲戚病危，我得坐飞机去看她。而实际上是我自己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由于伤痛和羞辱而悲惨地呻吟着。
我在床上一直呆到感觉好些时才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告那畜生。他们给我引见了一个侦查员，名叫阿诺克金。他告诉我，只有提供证人才能立案。我给他讲了我隔墙听到的和进楼道时看到的“证人”。他笑笑说：“典型情况。这正是许多qg案不了了之的原因：证人拒绝协助调查。”他给我出主意，让我自己到那座楼上找人谈，或许能找到不那么胆小的人。
我照做了。我去了那儿，很快访遍了那个畜生周围的邻居。我还见到了看门人，从那儿打听到了那帮退休老头和整日坐在那儿聊天儿的老太太们的地址。但他们全都拒绝帮助我。
有的谎称他们什么也没听见，而其他人则说他们倒是听到了声音，但什么也没看见，所以无法出来作证。还有的人干脆拒绝与我谈话，说：“这不关我们的事。”
一个老头子甚至恼怒地说：“我们决不会去法院作证。我们是正派人家。”
有个将军就住在我听到里面放音乐的那套房间。他穿着一身制服出来把我让进屋里。我告诉他我是谁，想干什么。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打过仗的人不会是胆小鬼。可你们猜这老畜生说什么？“正派的姑娘不会弄到被人qg的地步。怎么没人qg我的女儿。”
这话气得我差点儿背过气去，太伤人了。后来我把这老畜生和那个施虐狂一块报复了一下，不过这事将来再告诉你们。我费了半天劲唯一的收获就是：看门人把我的鞋还给了我，这是她早上在楼道里捡到的：“看得出来，这鞋挺贵的，所以我就捡了起来，我想可能会有人来找的。”
我回去找那个侦查员，告诉他我的进展情况，并要他给我查验身体。他说他不能那样做：“要是立了案而又破不了，那我会受批评的。最好别开这个头。”
我这才知道他也不想帮助我。我感到绝望极了，好象整个世界都跟我过不去，真想一死了之。当然，我没死，而且我现在很高兴我没死，因为事情的结局很好。
“那你是怎么报复他的呢？”女人们问。
“妙极了。直到现在他还在为那次生日付出代价，而且将来付出的还要多，虽说并不是我干的。现在我一提起这事就恶心，另找时间再给你们讲吧，姑娘们。”
“好主意，”瓦伦蒂娜说。“我们女人不断遭到s扰，受到污辱，但有时我们也进行报复，哪天我们该谈谈这个问题。”
大家都同意。现在该佳丽娜讲故事了。
故事之六
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了她何以代人遭受过强暴。
我的不幸遭遇是由于我自己的愚蠢，而不是由于本来可以信任的人：树友为敌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
一年深秋，我由莫斯科出发去探视斯拉瓦。我乘坐的车晚点十分钟，而这十分钟是很关键的。问题是，根据列车时刻表，列车到达波马后仅二十分钟，去斯拉瓦的集中营所在地巴拉什沃的列车就要开车。在这二十分钟里，我要带着一堆沉重的包裹下车，过长长的天桥，然后还要走几百米才能赶上去集中营的列车，他们管这趟车叫“杜鹃”。不管怎么说，显然我赶不上“杜鹃”了。但我又耽误不起：探视被安排在第二天，要是赶不上那趟车，第二天上午就到不了巴拉什沃，而中午一过就没再为我安排探视了。这样我就会失去一天，我们相聚的时间就不再是三天而只有两天了。也许会因我迟到而完全取消这次会面。一切的一切都可能因晚点十分钟而泡汤，这太不公平了。
我跳下乘坐的莫斯科来的列车，急忙走上天桥。我手里拎着几个小包，身上背着个大旅行袋，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刚走到天桥中央便见“杜鹃”在脚下徐徐开动了：三节乘客车厢，一节一面带窗户的犯人车厢。我把大小包裹摔在地上，坐到上面，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等平静了一会儿，我便决定到公路上去搭车。路上过往的车辆不多，但我还是站在路边，一有车过我就招手。几辆带车棚的卡车开过去了，驾驶室里有卫兵——显然是拉犯人上下班。自然，他们不会为我停车。突然，一辆拉油桶的卡车停下了。司机是个小伙子，他探出头来问：“去哪儿？”
“巴拉什沃。”
“上车。”
我爬进驾驶室，把东西也都使劲塞了进去，车就开了。
他瞥了一眼我的包问：“你去莫斯科了？”
“嗯。”
“买东西去了，对吧？”
这时我本应告诉他实情，就说是来探视在劳改营的丈夫的，这样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我担心，一旦他发现我是外地人就可能会加害于我。所以我就假装是本地人——这便是我最大的错误：“对，我到莫斯科买东西去了，那儿的食品很好买。”
他信以为真了。
“当然。你住哪儿？巴拉什沃？”
我只好说是，因为除了巴拉什沃和波马以外，摩多维亚的其它地方我都不熟悉。
“对，我住巴拉什沃。”
我没想到住在巴拉什沃的人都是同集中营有关的人。在集中营，特别是在政治集中营附近都住有这种人。
“你自己在那儿工作，还是你丈夫在那儿工作？”
我还是没意识到危险，说：“我丈夫。”
“噢，我明白了，夫人。”司机说。交谈就此停止了。我倒愿静一会儿，我要想自己的事，想与斯拉瓦的会面。我们就这样默默无言地驱车赶路。几个小时过去了，天已经黑了。
司机突然对我说：“瞧，宝贝儿，我不想再走了，我累了。我有个朋友就住在这路边。
他是木材厂的警卫。我们得在他这儿过夜，明天一早我带你去巴拉什沃。“
没有争辩的余地。只要明天上午能及时赶上探视，我不在乎在哪儿过夜，在巴拉什沃还是在路边。我们到了他朋友那儿，地方很偏僻，周围是篱笆墙，附近有警卫室。我指望着他的朋友会有家，他妻子会很好地照料我过夜。没想到警卫室就两个小房间：一间好像是办公室，墙上挂着图表，屋中有张桌子，几只凳子和一只铁炉子，另一间像个dx，只有一张床——这是我后来看到的。走进屋，我把行李放在墙角，然后坐在紧挨炉子的板凳上烤火：在卡车上灌了一路风，我都快冻僵了。我很讨厌司机的朋友那副样子：肮脏，胡子拉碴，棉外衣又旧又破。
司机从车上拿来两瓶伏特加放在桌子上，对朋友说：“这位夫人从莫斯科给我们带来点儿吃的。来，宝贝儿，快把你的好吃的东西拿出来。”
我拿出一根香肠，一些奶酪和三只橘子。“给。对不起，我就这些。”
“噢，多谢了。我只希望你在别的方面更慷慨些。”
他们喝酒，而我只要了杯茶。我们各喝各的。他们谈着他们的事，我想着我的事。但一种不祥的感觉悄然而至。
他们喝完了一瓶，卡车司机说：“我们睡吧，完事以后再喝另一瓶。那夫人大概就健谈了，可能还会咯咯叫着要吃东西。”
他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另一间屋子门前一脚把门踢开：“今天我们玩玩上流社会的花样。夫人，请脱衣服躺下。”
我走进去，只见有一张床，便问：“那你们去哪儿睡？莫非这儿还有别的屋子？”
“干吗那么奢侈？我和斯特巴轮着来，我们平常都这样。”
说完他就开始脱衣服，还带着满脸的微笑。我这才恍然大悟。
“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我从不穿着衣服往女人身上爬。”
他突然上来抓住我，把我扔到床上。我开始喊叫，求他让我走，别碰我。他掐住我的脖子声嘶力竭地说：“解开腰带，别让我费事，不然我就掐死你，扔到林子里喂狼。”
他的话如此恶毒，令我不寒而栗：我从未遇到这样的刻骨仇恨。我吓得尖叫起来，但他立即用枕头捂住了我的嘴。
“解开腰带，要不我就憋死你。”我只好脱下裤子。他很快就办完了事，好像对此很反感。我感到困惑，同时又感到羞辱、害怕。他立即起身穿上衣服，打开了门。
“斯特潘，我完了，该你了。”
我跳起来，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尖叫着：“流氓。qg犯。”
司机哈哈大笑：“没错儿，夫人。我和斯特潘早就从你丈夫那类人的口中听到过这句话，一点都不新鲜了。”
这时斯特潘突然说：“别理她了，考尔亚。我今天实在没情绪弄警察的老婆。我们何不把她扔到公路上，有人会把她带走的。只是注意别让她记住到这儿来的路和你的车牌号。不然她会招来更多的客人，那可就麻烦了。”
“好，就这样。不过，我得翻翻她的包找点东西，我不能白劳动。”他抓起我的包，“哗啦”一下把东西全倒在桌子上。
我站在那儿等着，木然地看着这场抢劫；我已经无所谓了。他把东西扒成两堆，说：“这是我们的，那是警察的……”他捡起一块猪油和一包大蒜，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你干什么大老远的从莫斯科往巴拉什沃带大蒜和猪油？冬天还没开始，你们自己的大蒜、猪油就用完了？这些东西你们这些人有的是，用完了可以再从犯人的包裹里扣留……”现在再也没必要隐瞒了，我说了实情：“这是我给在劳改营服刑的丈夫带的。”
“什么？。你的意思是他在里边？”
“嗯。”
“那么说你不是警察的老婆？”
我摇摇头。
“你丈夫是个犯人？”
我点点头。
“等等……你干吗要撒谎说你住在巴拉什沃？只有警察住在那儿……”“我以为说是当地人会安全些。”
司机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哎呀，你太蠢了，太蠢了。瞧你干的事，你都让我做了些什么呀？我冒犯了我的犯人朋友的妻子。”
他过来抓住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原谅我，尊敬的太太，原谅我。你让我误伤了你，我把你当成了警察的老婆，不是因为我的欲望，而是因为我恨他们……你能原谅我吗？”
看来他们的眼泪不是醉汉的眼泪，而是真诚的眼泪。我这才意识到我的遭遇原来并非是针对我的。这不禁使我也哭起来。斯特潘试图安慰我俩：“好了，孩子们。这是个误会，你并非有意伤害她。而你也要原谅他，不然他会后悔死。也请原谅我，原谅我说过的话。”姑娘们，我没原谅他，实际是没立即原谅他，但终还是原谅了他。我在那张床上哭着睡着了。
因为我没地方可去，而且经过那事以后腿又发软。早上司机考尔亚把我叫醒，然后一直把我送到劳改营，告别时他要我什么也别跟丈夫说。“你自己忍着点儿吧，别让他生气，再次请你原谅我。”
自然我没告诉斯拉瓦。我决定把它深深埋在心底，让自己一个人承受。
三天后，我的探亲结束了，本想再去赶“杜鹃”，没想到在离劳改营不远的地方看见了考尔亚的卡车：他正在等我，打算带我到波马乘坐去莫斯科的火车。他一大早就来了——他想赎罪。
听完这个故事，最受触动的当然是吉娜——她都哭了。她为佳丽娜感到难过，但更同情那位陷入困境的卡车司机考尔亚。“多亏你谅解了他，宽恕了他，不然他会出事的。”
“是啊，在赶火车的路上他坦率地告诉我，他起初就是那么打算的。好吧，不说了，这些事想起来就让人伤心。奥尔佳，你讲个故事吧。”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单个女工上哪一班最安全。
我和丈夫分到了一间房子，很远，在阿夫托沃以外。阿夫托沃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对，他们就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建了新住宅区。走到阿夫托沃尽头，再穿过一片小树林，这就到了我们住的地方。这片住宅区还没彻底完工，有的楼已住进人，而有的楼还是空盒子，没有门窗。周围泥泞不堪，沟壕纵横，还有许多建筑工具和小工棚，样子挺可怕的。
我跟丈夫着实忙碌了一番，庆祝乔迁之喜。丈夫请了一周假整理新房：重铺地板，调整房门，抹严窗缝。大家知道，搬进新房的人都少不了干这些事。他整修房子，而我得去上班，不然两人都没工资，日子没法过。以前我俩总是一块去上班，因为我俩在同一车间工作，而且上的是同一班次。
我第一次一个人去上班。半夜下班后坐末班车回来，在终点站下车，还要步行穿过小树林。树林虽说很小，却挺恕g孟鲁岛笥辛礁鋈俗咴谖y竺妗：芎茫业ゴ康叵耄庋揖筒缓e铝恕w詈蟪瞪舷吕吹牡娜硕家阉南律4ィ皇o挛颐侨鋈恕k巧踔廖饰乙灰欠鲎盼易撸悦馕冶话淼埂?br /
我同意了，还谢了谢他们，黑咕隆咚的确实很危险，看不清哪儿是路。他俩使劲用胳膊架着我往前走，一句话也不说。他们的沉默突然令我担心起来：要是他们一边走一边聊会好些，哪怕是聊些废话也好呀。刚一进树林，他俩中的一个就捂住了我的嘴。另一个抓住我的腿，象抬麻袋似的把我抬进了树丛。但幸运的是，白天推土机和卡车一直在这一带干活，弄得地面坑坑洼洼，捂着我嘴并拽着我胳膊的家伙绊了一跤，把脚脖子扭伤了。他把我扔在地上，抱着脚喊叫起来。另一个家伙拖着我又走了几步，那个受伤的家伙朝他喊道：“扔下那个母狗。快来帮帮我。”
这是怎么说的？我居然也成了母狗。
这家伙只好把我扔下去照看同伙，我趁机爬起来溜了。
回到家里，我跟丈夫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并大吵大闹了一番。但他却说：“奥尔佳，你不能不去工作，不然我们日子没法过。要不你跟车间领导要求一下，换个别的班？”
我照办了。车间的头儿安排我上夜班。“你丈夫可以送你来上班，早上回家时就不会有危险了。”
于是我开始上夜班。第一次上完夜班坐公共汽车回来时大约是早上六七点钟。快到终点站时车上的人还满着，但一到阿夫托沃差不多就没人了。我又得一个人过树林。
下车的并不只我一人，还有三四个男人。这次我先去了马路对面的车站，那儿有人在等相反方向的车。等那几个男人已经消失在树林中，我这才一个人往家走。你们猜怎么样？
我安全地穿过了树林
，连绊都没绊一下，当然我是飞快地跑过去的，刚刚跑出树林不远，一个家伙从没完工的空房子里跳出来，把我拉进了黑黢黢的门d。我把手提包狠狠甩在他的脸上，奋力挣脱出来，撒丫子就跑。一回到家我呜呜哭起来：“怎么办？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干了。”
丈夫使劲安慰我，劝我试试上白班。我又照办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挤公共汽车时钱包让人掏了。
这回没说的了，我丈夫不得不扔下房子，等夏天放假时再说。我们开始一起上下班，再也没遇到什么危险。
“那些上夜班和中班的单身女工多可怜，她们得一个人走夜路——我真同情她们。”拉丽莎说，“结了婚的女人都难逃坏人的糟践，更别说年轻姑娘了。”
“当局至少可以做到不让妇女上夜班，”尼尔娅说，“虽说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光天化日之下也有性犯罪。听我给你们讲讲吧。”
故事之八
女教师尼尔娅讲了她如何在离丈夫几步远的地方被人qg。
这事我丈夫不知道，我希望他永远不知道。你们已经知道我和波里斯是怎样认识的，以及他女儿列奴丝娅如何为我俩牵的红线。但我与波里斯相识相爱还另有原因。波里斯在战争期间也进过集中营。他所以能够活着出来，这得感谢那位跟他一起被捕的苏军士兵，那个士兵没让德国人知道波里斯是犹太人。因为他长得一点都不象犹太人，而看上去更像个德国人——蓝眼睛、黄头发。
波里斯经受的是r体的创伤，而我所经受的却是心灵上的创伤。四年前，他得了心脏病我已想到他要离我而去，但幸运的是，他又活了下来。他出院后我们去了乡下，因为空气新鲜的环境有助于他恢复健康。没想到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波里斯活动仍然不方便，走路得像老头一样拄着拐杖。离村不远有个湖，周围都是树。
我们每天上午天热以前去湖边乘凉，等天不热了再回家，我带着毯子、食物、还有书。波里斯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草地上百~万\小!说。我则去湖中游泳，采蘑菇，以此来摆脱对他的疾病的焦虑和担心。我还常常在湖边捡树枝，然后点燃篝火，用来烧茶或者煮蘑菇。波里斯开始逐渐恢复生气，在医院时的一脸绿色在慢慢消失，眼睛也变得有神了。有时我躺在他身边，他便把手放在我的胸上，也就仅此而已，我们不敢冒险干别的。
一天，我正沿着湖边采越桔。我和波里斯隔一会儿就互相招呼一次，我爬到小山丘上去，也能透过树丛看到他，他正静静地躺在草地上。看着书。
突然背后有人扑到我身上。
他把我摔在地上，开始亲我，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喊波里斯，但刹那间想到：波里斯跑来救我，忘了带拐杖，急得心脏病发作。而且，即使他真的与这疯狂的qg犯搏斗，结果也可想而知。想到这里，我便屈服了。我甚至还对这个畜生小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出声。”
我就这样默默地忍受着，事情过去后我起身去了湖边，开始下水游泳。我尽力克制着没哭出来，不然波里斯会发觉。
“后来呢？”阿尔宾娜问，“你后来干吗？”
“后来？我给波里斯煮了粥，喂他吃了。”
“再后来呢？”阿尔宾娜坚持问。她坐在床上瞪着大眼睛盯着尼尔娅。“你知道那家伙住哪儿吧？”
“知道。”
“那这事就这么算了？”
“当然。这都是为了波里斯。”
“那你也没想到离开那个地方吗？”
“我不能离开。波里斯正在迅速康复，何况，我要去别的地方钱也不够用。”
“我认为这简直荒唐透顶。”阿尔宾娜说。
“我认为这是高尚的。”拉丽莎平静地反驳说。大家都同意拉丽莎的看法。
“我们何不在某天晚上专门谈谈女人的高尚行为，”爱玛提议道，“谈谈他们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勇气。”
“同意。”拉丽莎的回答代表了大家的心声。“不过，现在，你爱玛，得给我们讲个既定题材的故事。我们等着呢。”
故事之九
戏剧导演爱玛讲的是她被非暴力qg的经过。
这个故事说的是我为什么决定当导演，以及我是怎样成功的。
我从小就喜爱戏剧。你们不会忘记吧，第一天我没讲我的初恋，而讲的是一个艺术家爱上了我。这是因为我真正的初恋是戏剧。至今我也不肯用对戏剧的爱去换取别的爱。我可以背叛男人，但永远不会背叛戏剧。
我小时候就有表演天才，但很久以后才被注意：从12岁开始我进了少年宫的戏剧班，而且一直担任主角，我很容易地进了戏剧学校，尽管竞争十分激列：每个名额都有百八十个候选人竞争。入学一年后，发生了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件事。
你们谁看过影片《来自森林的少女》？对，差不多都看过。
哎，你们认出我来了吗？我是不是变老了许多？对，我在这部片子中扮演娜塔莎，也就是守林人的女儿。我这就说说我是怎么争得这个角色的。电影厂的人来我们学院的戏剧系挑演员，而且挑的是主角。我是候选人之一。我们每个候选人都要表演个小品，还要用录相带录下来。导演审看了录相，然后选中了我和另一个姑娘，她是三年级的学生。显然她比我有更丰富的表演经验，但我长得更象那个角色。
导演盖克托·菲多谢夫让我俩通读剧本，以便能更好地进入角色，然后又让我们试了一次戏。在那之后他邀我去他的工作室谈了一次。终于精美的请柬送到了学院，我欢天喜地——我被选中了——或者说，我自认为被选中了。我梳妆打扮了一番，然后就去报到了。导演在他的工作室接待了我，把我捺在椅子上说：“噢，亲爱的，事情挺麻烦。你们俩都很好，我都喜欢，但你俩都缺少点角色所需要的东西——稍微缺少一点儿气质。”
于是他开始大谈什么是女性气质，如何获得这种气质，以及这种气质的缺乏何以能在哪怕是最普通的角色中表现出来。
你们大概已经猜着他的意思了吧？但当时我没马上明白，虽说那时我已经跟人睡过了。
但盖克托有病，他没完没了地给我讲这些话，直到最后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要我当场把自己交给他，以证明我的气质。
知道了我已明白他的意思，他才开始相当平淡地说：“你要知道，我不打算qg或强迫你。但如果你真想演这个角色，那么，这儿就是沙发，还有房门的钥匙。我不想催你，我只把这钥匙放在这桌子上。坐下想想吧。要是你决定了——就自个儿把门锁上。”
唉，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朋友们？影片你们已经看到了，因此你们知道我演了那个角色。而现在你们知道了我怎么得到的那个角色。在我开拍之后，一天我见到了我的手下败将。
她盯着我，嘲笑地说：“在戏剧界有个早已不新鲜的笑话：成功之路是通过导演的沙发。”
我这才知道那姑娘比我坚强，没有屈服。但我得到了那个角色。
在拍片子期间，导演再没找我的麻烦。实际上他有点性无能，弄一次就足够了。然而他具有qg犯的变态心理。他老婆是个非常令人可怕的大p股女人。她在制片厂的外号叫p股女王。他早年的成功之路是上p股女王的床——她是导演的女儿。所以，现在他拿年轻的女演员当作发泄的对象。
我发现拍这个片子很困难：我演的角色是英雄人物，但我又感觉自己是个妓女。这个主角真是得之不易。从此以后我下决心不再当演员，而要当导演。我如愿以偿了，这叫有失必有得……听完爱玛的故事女人们热烈评论起来，大家都说舞台生活并不象局外人看到的那样美好。同时，她们还讨论了那个男导演所说的“无意qg或使用暴力”这句话。
“典型的男性逻辑。”拉丽莎评论道。“这就象奥尔佳遇到的qg犯骂她是‘母狗’一样。”
到此大家都坦率地谈了自己的遭遇，只剩下爱丽什卡了。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她如何避免了被qg，还使对方受到了再教育。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事情发生在我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和瑟约什卡住在很高的楼层上。这座楼位于马斯科维奇大街的尽头，紧挨着“凿子”。怎么？你们不知道“凿子”？就是列宁格勒保卫者纪念碑。雕塑家倒是很著名，可他堆了一大堆东西，无人能分清头尾，只是挡住了整个街道，还称之为杰作。这还不算，在这一大堆东西的中间还竖着一个长长的花岗岩做的玩意儿，顶上削去一角。所以住我们这一带的人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凿子”。
在“凿子”前面的马路两边各有一幢二十层住宅楼，我和瑟约什卡就住在其中一幢的八层上。
有一天深夜，我下班回家上电梯时，一个小伙子也尾随进来。他马上按了二十二层的按钮，那是顶楼。我正要伸手去按八层按钮，没想到他抓住我的手不让我按：“跟我上去。”
“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
仔细一看，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但他却死死抓着我的手。我暗暗打定主意，要用我所有的女性机智来摆脱他。所以，我开始同他谈话：“象你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臊。任何一个姑娘让你qg了都会是一种幸福，而你却在这电梯上追求一个陌生妇女，拽她去顶楼。快乐——顶楼，那儿都是猫屎。”
“没有姑娘愿跟我好，所以你别花言巧语地哄我。”
“她们为什么不愿意？”
“因为我上职业学校，住集体宿舍，没有钱。”
“那怎么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时电梯正过第八层。
“我还长了满脸疙瘩，什么样的姑娘愿意跟我？”
“那怎么了？不就是两个小粉刺嘛。但你的双眼给人印象很深刻。”
他的眼睛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充满了欲望、恐惧、好奇——我从未见过这么痴迷的眼睛。
“你瞎说。……”他让我恭维的有点难为情，手抓得我也不那么紧了。我试图用胳膊肘碰按钮板，希望能按住一个按钮。恰在这时，电梯到了二十二层停住了，门开了，那孩子企图硬拉我出去。
“等等。”我大声喊道。“我还没告诉你怎样去掉你脸上的粉刺。”与此同时我的腿抵住电梯的门框，不让他把我拉出去。
然后电梯门关上了，开始往下走——我用胳膊肘捺的按扭起了作用。“好了，”我对那孩子说：“现在放开吧。你的尝试失败了，有人在要电梯。”
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得已放开了我，脸都吓白了。
“别害怕。”我告诉他，“我不会把你交给民兵，也不告诉别人。我可怜你，想想我说的话，你不该使用暴力，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跟你说的话。要是我没有丈夫，我会主动想办法与你约会。”
“真糟糕……”他咕浓着，把衣领拉起来遮住了脸。我不知道他是真感到羞愧了还是为失败感到沮丧。
电梯每层都停，因为所有的按钮都被我碰亮了。没等到八楼，我提前下了电梯，走到我住的那层：我不愿跟他呆在电梯里。
但事情并没完。有一天我跟丈夫乘地铁，在一个地铁站上遇到了那个小伙子——还挎着个姑娘。他认出了我，脸涨得通红。我用眼神指指那姑娘：好吗？他点点头：很好。然后他做了个友好的表示。他经过我们身边下车时冲我说：“对不起，请让一下。”
我们让他过去了，他望着我平静地说：“多谢。”
好象是在感谢我为他让了路，其实我知道他是在感谢我……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爱丽什卡的故事使大家感到宽慰。她们同意明天讲与金钱有关的故事——金钱在生活中有多重要？接下来她们开始准备就寝，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六天。
第七天
金钱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了五戈比铜币的故事。虽然五戈比买不了什么东西，但有时却是无价之宝。
我从未在金钱上遇到什么麻烦，25岁研究生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搞科研而且薪水不低。我母亲是医生，父亲搞飞机场建造，后又搞太空站。不，不是贝库诺，他搞过一两个，不过这关系不大……有一天，我告诉父母说，我不想结婚，但想生个孩子自己过，他们听后受到很大打击，而且很长时间没缓过劲来。后来，他们对我的想法习以为常了，就张罗着为我买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我儿子大了还可以再换个两居室的。我已经开始攒钱了。我并不吝啬，但我承认，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出国由国家拿钱，因为我们出国是为了科技交流；至于度假呢，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对金银首饰不感兴趣，我也不需要汽车——那太麻烦。所以，我的钱很多，我甚至还在银行存了一些，以防日后有难。但我最大的安全感在于我不依赖任何人。
不过，我生活中发生过一件事，我的命运曾系于五戈比上，当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请求上帝赐于我五戈比，上帝居然给了。除了天意，无法解释这件事。
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我修的是遗传学，这门学科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妓女”，直到最近才算作“苏联生物学的先进领域”。遭迫害的遗传学家中那些还活着的已经平反，重返科学界并得以晋升。但并不都是如此。我听说，在拥有大量集中营的某加盟共和国，有个人就是一个“未返者”，他在那里的大学教生物学并从事遗传学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在妊娠初胎儿发育过程中预测基因畸变的可能性。我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决定：请这个顽固老头做我的指导教师。人们都说不可能，因为老头在列宁格勒时是被同事出卖而被送进监狱的，所以他再也不回这个城市了，甚至当邀请他回来会见外国科学家时，他都拒绝了。
我给这位老人写了封信，没有回音。我又写了第二封，这次寄上了我的论文要点及已完成部分的复印件。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允许我到他所在的边远地区去看他并同他交谈。
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装出发，充满激动、紧张之情，好像要会见的是初恋的情人。
他选择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说别人在1937年为他选择的地方，竟是如此凄凉：列车窗外是泰加森林，无边无际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营，大概是现代的罪犯集中营而不是政治集中营。上下车的人中有些形迹可疑，他们穿灰布工装，留短发。旅客们正在议论，说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应该小心自己的东西。我只有一个运动包和一个装钱及论文的小包，岂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两个包都被人偷走了，钱、学生证、论文全丢了。火车就要到站，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幸喜护照和五卢布钞票还在上衣口袋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闯，决不能空手而归。
下车后，我很快就在学校里找到了我的学术偶像，一个顽固的老头。我们就在课间站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实验室去。
我一边离开学校，一边想着我此行的命运：在十分钟的交谈中没有看到他一点笑模样。
实际上，他怀疑我，很不情愿同意会见，起初他说就在走廊里谈谈算了，我坚持至少要谈一个半小时，他才同意了明天的会见。现在我发愁是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即使发电报，也不会有人给我寄论文复印件来，这意味着只能完全取决于我跟他谈的结果，而且还得假定谈话是严肃认真的。此外，还有令人忧虑的生活问题：我怎么回家，怎么找回失窃的学生证，怎么用这仅有的五卢布维持生活？
我找到车站派出所，告诉他们我坐的是哪次车，哪节车厢，还给他们看了火车票。我告诉他们，一旦发现我的论文和证件就立即还给我：有时小偷只要钱而把这些东西随手扔掉。
他们答应了，而且应该提一下，两个星期后他们真的把我的论文和证件给我寄到了列宁格勒。小偷把它们恰好丢在我坐的那节车厢的门口，要是当时想到问一下列车员，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老头了。
我到邮局给我父母发了封电报，让他们尽快给我寄些钱来，然后我就去了旅馆。我在普通客房租了个一卢布半的床位，而且还得预付款。一间房里住了六个陌生女人，我还得集中精力准备明天的会见。怎么办？我出去在街上转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感到很冷，于是我去一家咖啡馆取暖，要了杯咖啡和一块蛋糕，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女招待开始以不满的眼光看我，我只好又要了点别的。然后我去电影院看了部侦探片，看电影时，我实际上还是在想自己的事。我再也无钱去别的地方了，所以我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包香烟就回旅馆了。我早早地上床，却难以入睡，翻来覆去，一直到快天亮时才睡着。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晚了——你们知道，我没有闹钟。九点半我才醒来。而到学校有半小时的路程。因为昨晚钱都花光了，我连坐公共汽车所需的五戈比硬币都没有。天啊，怎么办？我爬起来，简单梳洗了一下，但感到十分绝望：这是怎么回事埃我冲到了街上，去学校的汽车站就在旅馆旁边，汽车正要开动。好像被什么东西猛推了一下，当车门正要关上时我飞身跨了进去。哎呀，我想，我可是第一次坐车想不买票。
我坐在那儿，哪儿也不看，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