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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民办教师

    教育上有一支特殊群体,他们有一个统一称呼:民办教师。乡下人称:赤脚老师。别小瞧他们,他们为共和国农村教育事业作过突出贡献。那时许多学校十几名老师中公办的只有一到二个,其余都是民办教师,可见当时这支队伍多么庞大。

    程庸清楚地记得当年他读小学时,学校只有两个公办老师。一个是五十年代末的师范速师班毕业,也就是从在校初中生中选学习比较好的,集中在一起培训一到两个月。然后分到各小学任教,专业素养不强。另一名是接班的,也就是其父母亲是老教师,退休了让他接着当老师,也不问在哪毕业的、接受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就直接上岗,俗称顶替。

    特别是最后一批顶替的,做出许多荒唐事:父母年龄未到就病退;子女未到年龄改大;子女年龄过大就改小;孙子或孙女改成自己的子女来接班。那些接班者大都读书不怎么优秀,或在社会上混了多年,实在没有什么建树,不得已选择。这些人补充到教师队伍中难免良莠不齐。因而广大民办教师成了农村教育的中坚力量,他们大多是高中毕业回到家乡,本体性知识是到位的。

    公元1978年恢复高考,师范院校办起来,有了足够师源,庞大的民办教师队伍需要精简,教育主管部门想到了一些方法,既要消解冗余的民师队伍,又要留下优秀人才。

    比较公平的方法是考试,考试途径有二,其一是考察学科知识和专业素养,择优录取,直接转正。曾经将大成乡民师组织起来考了一次,其中“机械”两字看拼音写汉字,竟然只有一两个人写对,有一些胆大者用“鸡血”作答,啼笑皆非,笑谈了几年,可见一些老师本体性知识严重缺乏。此举果然逼退了一二个自知之明者,但大部分人还留下来了。1994年民师最后一次招考,成绩发下来,程庸将夏远贵得分卡,折叠好交给他,语数两科总分三十多,实在不便公开。不过有些佼佼者从考试中脱颖而出,或参加师范培训,或直接上岗。人数大概是总体的五分之一。

    其二是参加师范招生。与初中毕业学生一样决定录取与否,肯定是不行的。当年首次考试只有胡维文达到分数线,可是因为残疾而被淘汰。于是加上年限分录取,让有能力的民师看到了希望,努力上进的民师们上节课还在上课,下节课却成了学生坐在初三课堂上,白天教学,晚上学习,许多民师转变了身份,捧上了铁饭碗。江涵秋就是考试录取的,也是最早转正的民师。不过参加招考是有条件的,最早民师身份只承认1978年底以前的,也只有他们才能参加招考,程菊是1978年后代课老师,通过努力达到分数线,却被人举报了,两人自后成了冤家对头。

    第二个措施是转岗,到村中任村干、到乡镇企业任职,改革开放后自愿离职外出创业。许家亮、胡维文就是转岗到村中任村主任的,同期还有十几个人,有的干了几年又回到学校,等到了转正机会,应了那句话坚持就是胜利。

    最残酷的是开除,找到一些有违师德的事,其中作风问题一票否决,开除没商量。程庸小学时老师刘才就是因此离开教育的。

    1975年春程庸可以上学了,可家里成分不好,没人敢收,刘才拍着胸部,“我收了,有事找我。”从此程庸上学了,刘才教语文挺有能耐,他在两个月内会把所有课文教完,与现在有的名师所推行的快速阅读教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后面的时间干什么呢?他从书店购来姚雪垠先生所著的长篇小说《李自成》,让学生先看,不认识的字查字典,写感想,每周组织全班交流一次,谈读书心得。农村电影队来了,他组织学生去观看,写电影观后感,村中人观看电影时的盛况。总之他的语文课妙趣横生,深受学生喜爱,考试成绩在全乡数一数二,不过后来出事了。

    出事时间在端午节前,那时要把打下的小麦挑到碾米站碾粉,做端午节标志性食品——麦粑。村中只有一座碾米站,得趁早排队。刘才因白天要上班,只得早起,邻居小女孩一同前往,到时天未亮。也没其他人,两人有意无意地谈着话:

    “才哥,累了吧。”小女孩关切地问。

    “不累啊,不过挺热的,背上都出汗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刘才问:“你背上有汗嘛。”

    “也出汗了。”小女孩因话答话,老实回答,

    “我摸摸看”。刘才说着竟动手了。

    “不行,不行,你……”躲避无效……

    两个月后,珠胎暗结的女孩找到刘才。刘才给小女孩支招,主动找对象投怀送抱,生米煮成熟饭,一切均会无声无息地蒙混过去。可找的对象是个榆木疙瘩,严守男女防线,达到坐怀不乱的境界。最后事情败漏,下学期再也没见到才。

    程庸真想不通,在他的记忆中,刘才是痴情的,他与第一任妻子是《天仙配》中董永和七仙女的现实版。他们一起出工干活,回家路上会来一段黄梅戏对唱,最拿手的是《天仙配》中经典唱段《夫妻双双把家还》:“树上鸟儿成双对……”清丽与浑厚的嗓音交结,声情并茂,洒下一路甜蜜与美满。出双入对恩爱的身影,曾是多少夫妻羡慕的对象,仿效的楷模,多少少男少女的向往,好一对神仙眷属。

    天有不测风云,天妒有情人,“恩爱夫妻半路丢”。刘才年轻的妻子却因难产离世。听老师们私下交谈,刘才抚尸恸哭,为伊绝食多日。一次全校学生出操,见到刘才弓身拄杖而行,蓬头垢面,人极憔悴,整整廋了一圈,始知所言不虚。

    可是令人摇头的事却很快发生,刚过半年,刘才再娶了一房。日子过得虽没有原来那样浪漫、那样甜蜜,可也相安无事。新任妻子为他真够尽力的,三年内生了一双活泼可爱的儿女。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还需要红尘中的伴侣。

    可现在竟然出了这样不轨的事,让人大跌眼镜。恩爱、笃信的画皮剥下,露出丑陋灵魂。人啊,梁山泊与祝英台,牛郎与织女只是煽情的民间故事,海枯石烂,一生承诺如此苍白无力,是欺世盗名的谎言。

    大成教育界的头头脑脑们为这事曾有争议,鉴于刘才是个教学好手,毕竟是你情我愿的事,江涵秋赞同将其留校查看,将功补过。可何直方最憎恨教育上有如此败类,要从严、从快、从重处理,以严明纪律。从此学校少了一个教学好手,村中多了一个扰乱乡邻的恶棍。

    过去了这么多年究竟谁是谁非,一时无言难以诉说,时间有时也不会给出公正的评判。

    可同样的事发生时,却未以同样的方式处置,又一名老师出轨了,负责处理的村干,正在声色俱厉地申斥时,乡里干事来了,轻轻地说了一句:“老李,有时事也别太做绝了,想想你我都是什么样的人。”原来他们都有过同样的不光彩经历,于是村中压着没上报,何直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犯事者心中一喜:过了,没事。可双重标准让何直方的形象大打折扣。

    品德不好者也是清除的对象,由于家中孩子嗷嗷待哺,小申老师拿走了学校自留地上产出的一小袋麦子,监守自盗。离职后不再追究,为了救孩子,小申背负了骂名,用他的话说:值。那个时代的无奈之举,实在可叹!

    特例是对资深民师政策倾斜:当时官方政策是:民师从教多年,达到三十年,可以转正,不过分配的名额太少。1988年8月大成乡分到一个名额,本来操作起来不复杂,谁达年限就归谁。事情坏就坏在本来不够条件的许家金与何直方主任关系不一般,据小道消息传:他们通过时任县教委人事科长的同学,将许家金参加工作时间1958年中的8字擦去半边变成了3(不知用什么笔登记的,怎么不多加一年,一笔糊涂帐),这样与第一名的陈老师年限相同了。这事隐密、蹊跷,许家金参加工作时间众人心知肚明,可官方档案具有权威性,谁能改官方档案?有些话可不能乱说,你能提供确切证据嘛?

    年限选项一致,破除了最佳选择方式,拿什么来甄别?江涵秋认为陈老师参加工作时间清楚明白,在评价标准上是够格的,而何直方认为许家金劳苦功高才是最佳人选,两人争执不下。最后提交校长会表决,可这帮滑头家伙们就是不明确表态,“我们认为两人都够条件,都能上,现在名额限制,决定权在上。”毕竟关系到人生大事,谁都得罪不起。开了一次又一次全乡校长会,均无果而终。

    僵持到上报前夕,谁也不妥协。不知后来谁出了主意,有人猜测是亲何派杨春方,不过没根据是不可乱说的。仍然是在作风问题上找理由。陈老师老伴过世后,其又找了填房,不过没有领证,是否可以定性为非法同居?

    何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何直方眼前一亮,对,非法同居,可是违法的事。但何直方大概怕事情闹大,牵扯出改年份的事,让许家金不能顺利转正。于是给陈老师的处分是继续从教,转正的事以后还是有机会的,果然陈老师还是等到了,到九十年代搭上了民师转正的末班车。

    程庸到校时正赶上了许家金的喜事,在这几天的接触中,从他做事、做人等方面,也认为许家金能转正是理所当然的。恰逢第四个教师节,帮他忙了整整两天。先请乡教委、中心小学领导、东方村村干,同事们,后是亲戚朋友们,大家开怀畅饮,过了一个特殊的教师节。

    可吊诡的是许家金刚退休就离去了,引得时任书记的许家亮长叹一声: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是积压了太久的自卑情绪宣泄,还是对人生的顿悟,就不可得而知了。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