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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30年代，蜜月变得流行起来。在1829年，《夫妇宝典》中表述了新婚后的第一天一对新人如何在家中度过。新娘的母亲是第一个登门造访的人，随后是亲戚朋友。夫妇二人与他们的父母共进晚餐。很显然，他们没有外出去度蜜月。不过这本书中提到：“英国人有个很好的风俗，那就是在遥远的乡村享受婚后蜜月的幸福。近些年这一做法已传入法国。”
在乡村度蜜月是新婚夫妇确保独处不被打扰的一种方式，在家中时总是有家庭和社j的活动危及到蜜月期的宁静。1886年的《婚姻手册》中认为，度蜜月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夫妇的私密生活；新婚夫妇应该带上箱子，装上所有必备之物，出外旅行，“不管走到哪里都能为自己创造一个迷人的环境”。到达旅馆后一小时，拆卸下所有东西，夫妇二人就置身于他们温暖的小巢中了。书包 网 。 想百~万\小!说来
生命中的大事（5）
何时才是动身开始蜜月旅程的最佳时间呢？对此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英国人的做法很正确，那就是在婚礼庆典后直接动身；另一派认为他们应该等候一段时间。在第二帝国末期，巴松维耶伯爵夫人评述说，庆典后立即离开并非时尚。1894年6月，拉格兰女爵记载道：“一个人不再在庆典后立即离开。这种行为已经变得平庸了。现在，新郎会把妻子带到他们的住处去，这是通过研究她的品位而为她精心准备的爱巢。父母也会离开几天，让一对新人独处。”6到8个星期之后，夫妇二人才动身出发，开始蜜月之旅。
在20世纪初期，人们最终的别致选择是彻底忘记蜜月旅程，在巴黎的一家豪华旅馆中以假名定下一个房间。去意大利旅行已太过传统，那些希望远离众人的人已选择去其他地方——比如说瑞典和挪威。
尽管去意大利度蜜月被有些人认为是例行公事，但却是当时受到尊崇的一项礼仪。旅行机构提供了两条路线：经斯特拉斯堡到瑞士或经里昂到地中海海岸。意大利和地中海是大多数新婚夫妇所选择的目的地。意大利被视为爱情胜地。温和的气候、美丽的风景、丰厚的艺术遗产，以及天主教的存在，这一切共同创造出了弥漫着感x的氛围。美学的和宗教的因素刺激着感官和情感，维罗纳（意大利北部城市）仍然弥漫着对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回忆。
在地中海，“柑橘已开花的地方”，更易发现s欲的存在。高温和乡村的之美征服了r体和心灵，搭建起享受极乐的舞台。蜜月中的s欲并不一定和即将到来的夫妻x事有什么联系。
卡米耶？玛博1901年在圣r尔曼教堂结婚，她与丈夫去意大利度过了为期6个星期的蜜月。她称蜜月旅行的风俗是“野蛮残暴的”，“一种由参观纪念碑和博物馆而引起的所有身体疲劳和大脑迷惑的混合物。”她的丈夫什么东西都要看，她发现自己很难跟上他的节奏。不久她就怀孕了，她从疲惫的旅程中返回，但流产使她一无所获。由于这样的一些经历，医生们警告最好不要一次进行太多不同的活动。新婚夫妇最好在乡村度过婚后第一个星期的婚姻生活，那里的气氛更平和宁静，然后再出发度蜜月，去一个更远一点的地方享受快乐。
这种推理的逻辑看似合理，但却无法解决蜜月的象征x角s问题。之所以有人为传统的蜜月辩护，是因为对于两个计划好要在一起过r子的人来说，提升他们的期望与热情是如此的必要。而新婚之夜是成功的还是令人失望的，重要的依据就是蜜月留下的标志是否是婚姻中这一重要时刻的快乐回忆。旅行的目的就是通过在脑海中建立起特定的景象来塑造这种记忆。
总的说来，婚礼仪式的重点在于新娘，而不是新郎或双方。在一个女人的一生中，结婚这一天无疑是所有r子中最重要的一天。女人被排斥在公众生活之外，但她在私人空间中有角s要扮演，婚礼仪式巩固了她的这种角s。
婚礼是一劳永逸的。离婚的总是相当少的一部分人。根据1901年的人口普查，每1万个在18岁到50岁之间结婚的法国人中有53人离婚；而在15岁到45岁间结婚的每1万个法国人中离婚的有70个。
人们对夫妻间的亲昵行为给予了高度重视。夫妻二人在双人床上同床共枕变得越来越普遍。人们已不再讨论独立卧室是否是明智的行为。帕里塞女士在1821年时热诚推荐夫妇分床而居这种行为方式，但这一建议在1913年她的书重印时消失了。。 最好的网
生命中的大事（6）
婚后大部分的私人时间都被孩子占据了。新婚夫妇会立刻开始期待一个孩子的降生。一旦孩子出生，还要对孩子进行洗礼、家庭教育直到送其上学。家庭的时间表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改变。现在，家庭中孩子的数量比过去少多了；1881年出生的女人中生育两个及以下孩子的超过了半数，但她们却在孩子身上倾注了过多的关注，寄予了太大的希望。
通常，家庭关系越亲近，夫妻间的亲密程度就越大。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变得r益r常化。龚古尔兄弟在他们1860年3月26r的r记中记述道：“孩子和她的母亲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关在女人的房间中。孩子还在婴幼儿时就会被公示于众，父母会骄傲地让保姆也出席，就好像是他们在舞台上进行一次他们产品的伟大展示。”
从私人角度讲，男人们是愿意与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耍、表达关爱的。每天早晨，欧仁和玛丽？布瓦洛的孩子们会穿着长睡衣走进他们的卧室中，父母会把他们放到床上。1883年欧仁离家外出时，玛丽在给他的信中写出了这些早安问候的亲情味：“只有你能知道每天早晨我床上一片乱糟糟的样子。他们弄得我懒洋洋的，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母爱始终受到人们的赞誉，母x是女人唯一真正满足的角s。
随着孩子的成长，接受洗礼和领受圣餐标志着他们进入了基督教团体，在19世纪，这些宗教仪式已成为了普遍的家庭场景，宗教庆典有助于加强和活跃家庭关系。
法国大革命将教堂记录诞生、婚姻和死亡的责任剥离了出去，把这项功能j给了国家。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他的父亲必须要在三天内到孩子出生地所在市的市政厅宣布孩子的诞生。他还要带上两个同样居住在本市的见证人。在做出声明后的24小时内，一个官方的医生会进行一次拜访，确认这次出生确实发生了并确定孩子的x别。
原则上讲，洗礼也要在孩子出生后三天内进行。若要推迟，必须要有足够的理由。但家庭的压力最终导致了这种宗教义务的减轻。仪式经常会被延迟，时间从六个星期甚至到两三个月，以便让孩子的母亲也能够参加。如果婴儿的生命堪虞，那么，就要尽快举行紧急的洗礼仪式。
一个孩子通常有三个名字：一个是生身父母起的，一个是教父起的，一个是教母起的。在教堂仪式期间，教父站在抱着孩子的妇女的右侧，教母站在左侧，两人都以一种象征x的姿势，把一只手放在婴儿的身上，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法衣上。当牧师问道：“你们想要什么？”他们回答：“我们请求为这个孩子进行洗礼。”教父随后还要问一些其他的问题，孩子的教父教母也要一一作答。最终，孩子的父亲要邀请所有参加仪式的见证人共享一餐，然后孩子的教父教母会在洗礼证明上签名。
传统上，教父和教母两个人都要赠送礼物，但前者的礼物要比后者的礼物更具实质x。教父教母的官方责任是在孩子双亲去世的情况下监督孩子的基督教教育，但他们最重要的角s是向孩子提供特定的宗教仪式礼物。他们带来婴儿的摇篮对新生命表示欢迎，并在孩子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内通过礼物继续与他定期往来。
教父教母也会参加家庭庆典。传统上，第一个孩子的教父是父亲的祖父，教母是母亲的祖母；而第二个孩子，通常选择的是母亲的祖父和父亲的祖母，如果祖父母们都去世了，会转而选择亲近的亲属，更适合一些的是早一代的亲戚。祖父母二人作教父教母这一事实正是家族专制一个很好的例子。 。 想百~万\小!说来
生命中的大事（7）
第一次领受圣餐和婚礼一同被视作“一个人一生中最伟大的r子”，这是福楼拜对领受圣餐的定义。在许多方面，它都是婚姻的一种预演；圣礼所需的庄严许诺要在整个团体面前做出。这一切都被协调得如此美妙，不仅激发起参与者的情感，旁观者也受到强烈感染。
这种情感部分来自于对伟大r子的预期，为这个r子进行的准备工作已是旷r持久；部分还来自于这一场合的庄严。1879年5月15r星期四，伊丽莎白？阿里吉在她12岁时在圣r尔曼教堂进行了她的第一次领受圣餐典礼仪式。就在1879年即将开始前的几天，她在r记中写道：“我第一次领受圣餐的一年。”她还特别提到了问答课，在这门课上她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好到足以获得荣誉奖章和牧师的祝贺。在5月8r星期四，她收到了一些礼物：一本白s的弥撒用书，一个象牙盒子，一个象牙十字架，还有各种宗教书籍。5月10r星期六，她在r记中倾诉说，她希望她的父亲能在自己第一次领受圣餐的那一天与自己一起接受圣餐。5月11、12、13r这三天是静修。传教士讲到了死亡、地狱和天堂。5月14r她参加了一个普通的忏悔仪式。伊丽莎白是最细心的：她责怪自己不该戏弄小妹妹，并请求上帝原谅自己。5月18r星期天，她详细叙述了星期三的仪式，赞美诗、风琴乐曲、人群，身着白衣的小姑娘们的行列，以及祷告者们的虔诚一同创造出了一种兴奋感，“我会终生记得在那一刻的感受。”她处于一种福佑之态，“我听到上帝对我的心灵讲话，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我是你的，你拥有我。’”
在19世纪，第一次领受圣餐的仪式通常是在孩子12岁时举行。在13世纪，罗马拉特兰公会决定，应该在孩子具有理智或“有判断力”的年龄给他（她）举行第一次领受圣餐仪式，也就是说，要在他或她能明辨善恶、分清什么是圣餐面包什么是普通面包时进行。16世纪时再次确定这个年龄应该在9岁到13或14岁之间。
在19世纪期间，对这种选择是否明智在教会内部也进行过讨论。有意见认为应该尽早给孩子进行这一仪式，“在一个孩子已能够辨明上帝而内心又依旧纯洁无染的时候”举行。
对于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年龄的争论在1910年8月8r罗马教皇颁布的一项法令中达到了顶峰。庇护十世下令，孩子一旦具备了基本的宗教知识就应尽快领受圣餐，标准的年龄在7岁左右。
教皇的命令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精神上的，另一个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詹森主义（17世纪天主教詹森教派的神学主张，认为人x由于原罪而败坏，人若没有上帝的恩宠便为所摆布而不能行善避恶，译注），延迟领受圣餐的理论基础。詹森主义者们将圣餐视作一种奖赏，而教皇坚持认为应该将其视为“对人类脆弱意志的一种补救”。如果一个孩子经过了两年问答课的教育，获取了基本的宗教知识，就应尽快为他们举行领受圣餐仪式，这是他们抵御诱惑和罪恶的最有效途径。
教皇法令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减少与第一次领受圣餐有关的各种表面文章。教皇法令的反对者们担心，这样做会“丧失严肃x，正是这种庄严使得第一次领受圣餐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幸福的四天”。众人按照特定的仪式一起领受圣餐这种方式是在18世纪中期被引入法国的，最初是在专门的宗教组织中，尤其是由耶稣会士把持的宗教组织中，其后很快就扩展到教区内。这种做法在1789年时还不十分普遍，直到罗马教皇与各国政府签订宗教协定之后才被广泛采纳。
生命中的大事（8）
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庄重特x使其演变成一种社j场合，像婚姻一样，其进行的方式给人们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男孩们穿着庄重的黑s
服装，戴着白s的丝绸臂章，而女孩们则像小新娘一样披着白s的薄纱和面纱。让斯伯爵夫人在1920年写道：“一个女孩的整个生命在两个面纱之间绽放——领受圣餐时的面纱和新娘的面纱。”在领受圣餐时，女孩们会收到价值可与婚礼时的“篮子”相媲美的礼物。只有那些并非家族成员的朋友才会送一些宗教x的礼物，像弥撒用书和玫瑰花束。亲近的朋友会送一些非宗教x的礼物，像珠宝、手表或是一流的艺术品。在19世纪末，当时的风俗是把礼物摆放出来，旁边放上赠送人的卡片，就像送结婚礼物一样。
降低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年龄意味着这一场合不再那么像是婚姻的预演了。人们送给一个7岁女孩的礼物和送给一个12岁的青春期女孩的礼物是绝对不同的——送同样的礼物是荒谬可笑的。这样一来，年幼的孩子们不再那么专注于礼物和自身的外表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但是宗教权威们并未意识到第一次领受圣餐仪式中所蕴藏的巨大商业价值。在那一天，全家人穿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是新的。父母也要穿新衣服。尤其对于母亲而言，领受圣餐正是从丈夫那里获得一件新衣服的绝好时机。裁缝那里早已有很多预定单了。对于家境贫寒的女孩子们来说，要有价值法郎的服装，紧身胸衣和面纱要另加法郎。对于富有的人来说，要有价值130法郎的外套，并有价值15法郎的童帽与之相配。缎带的样式很多，价格从法郎到40法郎不等。
毫无疑问，教皇希望通过降低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年龄来减少与领受圣餐有关但却与宗教无关的表面财富展示。但他并不想有损这种场合的严肃x。庆典的庄严可以激发起教区内教众的热情，唤起参与者亲朋之间的真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领受圣餐仪式都是在复活节举行的。这种宗教仪式标志着一个孩子青春期的开始，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家庭庆典，许多人都不愿放弃它。数年之后人们会回忆起这个仪式，重温当时的快乐和神圣。
除了所有人都会进行庆祝的年度x节r外，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私人典礼。这些家庭庆典好处多多，尤其对于融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这些家庭内部的仪式比如命名r和生r这样的庆典，对于祖父母一辈的老人更显重要，他们需要一种感觉，一种还被孩子们记惦着的感觉。在这些特殊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邀请全家人与他们共进晚餐。
结婚纪念r尤其引人关注，它标志着夫妇二人走入了婚姻的海洋，从棉花周年纪念（结婚1周年）到瓷器婚（结婚20年），银婚（结婚25年），金婚（结婚50年）和钻石婚（结婚60年）。儿子辈的，孙子辈的，曾孙子辈的，都会齐聚在这些家族内部的庆典上。
人类的平均寿命在19世纪期间得到了显著增长。1801年时的平均寿命是30岁；到1850年时男人的平均寿命上升到了38岁，而女人则上升到了41岁；到1913年时男人是48岁，女人是52岁。但富有的人可能远比穷人活得更长远。在法国，在1870年到1914年间，对于40岁的男x来说，各个领域内的个人死亡率是：白领雇员是130人，工人是160人，工厂主是90人。1823年在波尔多，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平均死亡年龄是49岁，而社会阶层低下的人只有33岁。1911年到1913年在巴黎，在比较富裕的行政区内死亡率是人口的万分之十一，贫穷地区的是万分之十六点五。贫穷地区的肺结核死亡率是富裕地区的两倍。
生命中的大事（9）
因而，富有的人通常可以在他们的生命晚期享有一段快乐的退休时光。那些从事独立职业的人不得不自己承受退休以后的花费；在19世纪只有公务员可以领到补贴。1853年6月9r颁布实施的法律规定，在那些曾服役的老兵、政府雇员和从事学术工作超过30年的人60岁时向他们提供补贴；同时还确定了最高补贴数额：以地方官员为例，补贴额不得超过6000法郎或是过去6年中平均补贴的2/3。
工人们几乎就领不到补贴。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受雇在政府的工厂或铁路或是特定的大型工业公司中工作的人。许多工人都赞成互助金制度。而没有任何社会安全保障方式的农民们则只能依靠家人的赡养。1910年“关于农民和工人的补贴”的法律尽管存在颇多争论，范围也很有限，但却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19世纪，退休的医生或工程师依靠他们在工作的数年中积攒的钱财来度r。那时，钱币的价值相当稳定，一个自由职业者可以在他50岁时退休，同时个人的生活标准绝不会下降。那时，法国许多退休者的背景都只是普通的中间阶层，收入相对较少。退休折s出的是一种安逸的理想。一旦一个人不必再为生计奔忙，他所有的时间就可自由支配了，他可以自由享受每一天私人生活的快乐了。
富裕的人会在家中死去。对他们来说，医院是个可怕的地方，只有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家的人才会在那里死去。即使是门诊部，它们接待的客户要比医院高等一些，也仍然被视作是一种驱逐的形式。死亡与住宅紧密结合为一体。修道院院长肖蒙在1875年写到，主卧室是某天上演最后痛苦一幕的“避难所”。
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这种死在家里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自从奥斯曼时期以来那里的公寓住宅数量一直在萎缩。空间的缺乏使得要想亲近死亡也变得困难起来，尤其自从巴斯德发现微生物以来，人们已被卫生学搞昏了头。此前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已被视为一种的形式。于是，死亡逐渐被驱逐到医院中去，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变化。
当一个人死去时，那些照料他的人会将故者的眼睑合上，放直其肢体，在躯体上盖上一条白单。脸不会被盖上，而且要有灯火将其照亮，以在最后时刻保留一分生命的迹象。出于同样的原因，遗体要r夜有人照看，不会让其感到孤独。如果死去的人是个天主教徒，会在其胸口上放置一个十字架和一个圣枝。灵房的百叶窗有一半要关上。
死亡声明要在市政厅归档，然后死者家人要等候验尸官的拜访，他会出具埋葬许可证。一旦许可证在手，市政厅就会出具死亡证明书。对于葬礼的安排，死者家属可以求助于市丧葬署，或是负责宗教葬礼的教区牧师。在巴黎，专门有一些人承诺会组织起“完美和恰当”的葬礼仪式。
像婚礼一样，葬礼也分几个类别。在1859年，一个一流的葬礼要花费掉法郎，而最低级别的葬礼只需15法郎。不同级别的葬礼主要体视在棺材、鲜花和仪式的隆重程度上的不同。
如果死者是个有钱人，可以在他或她的家中搭建一个停放遗体用的小礼拜堂。来访者会来这里表达对死者的敬意并向棺材上喷洒圣水。更贫穷一些的家庭，会把棺材停放在入口通道上，用绉纱做的窗帘使其看上去像一个停尸的灵堂。只要遗体还停留在家中，全家人就不会在一起吃饭，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卧室中就餐。 txt上传分享
生命中的大事（10）
当组建葬礼哀悼队伍的时刻到来时，男x哀悼者们或不戴帽子步行，或乘马车前往教堂。最亲近的亲属要行进在队伍的前列。女x哀悼者们通常会直接去教堂而不会在死者家中停留。仪式结束后，只有亲戚和亲近的朋友才会护送棺材到墓地。19世纪初时贵族们仍然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风俗：家庭中的女x不参加行进的队列或葬礼仪式——这一风俗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消失了。
死亡的唯一书面证据是在葬礼仪式本身的基础上发现的：死亡公告，黑边的书写纸，丧服和墓地费用支出的记录。1900年，玛丽？布瓦洛在她妹妹死后在她的账簿上记道：“为仆人和帮手支付的服丧费用：274法郎；理查夫人的丧服帽子和面纱：180法郎；墓地清扫：30法郎；捐赠费用：50法郎。”
当19世纪的人们谈论起服丧期的长度时，是为了对服丧期变得越来越短这一事实表示悲痛。服丧期的长度被看作是一个正直社会的标志，而事实却恰恰相反。18世纪的一项皇家法令将宫廷的服丧期削减了一半：如果是丈夫死了服丧1年，妻子、父母或祖父母的服丧期为6个月，其他的家庭成员只有1个月。
19世纪，服丧期的确变得长了一些，而且在整个世纪中服丧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巴黎，寡妇要服丧1年6个月，外省则是两年。
男人们为妻子服丧的时间却只有她们的一半：在巴黎是6个月，在其他地方是1年。1913年出版的一本书是唯一描述了相等服丧期的来源，寡妇和鳏夫都是两年。其中独树一帜的建议还包括：为父母服丧两年；所有其他人则限制到1年甚至按1828年《民法典》中的例子是6个月。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随着19世纪的推移，服丧期确实是延长了而没有减少。为祖父母服丧的时间从四个半星期上升到6个星期，为兄弟姐妹服丧的时间从两个月上升到6个月，为叔伯婶姨服丧的时间从3个星期上升为3个月。为直系表兄弟姐妹的服丧时间基本未变：1828年时是15天，后来从15天到了1个月。在第二帝国期间，父母开始为夭折的孩子穿戴丧服。
服丧包括三个阶段。依据寡妇的情形来看，她的主服丧期在巴黎要持续四个半月，在其他地方是6个月。在这期间，她穿黑s的绒线服装，一方黑s绉纱做的头巾和面纱，黑s的亚麻手套，不能佩戴珠宝，也不能烫发或喷香水。随后是3个月的部分服丧期，其间她可以将白s、灰s或淡紫s的服装与黑s的衣服混穿，可以佩戴玉制的珠宝首饰。服丧的礼节非常之繁琐，曾专门有一家报纸提供了关于每件事该如何做的细节，比如在哪一天可以用钻石代替黑玉或是用银质带扣代替铜质带扣。
在主服丧期，整个家庭的成员包括孩子和仆人，都要着黑服，而叔伯姨姑表兄弟姐妹们除外。马车要装上黑s窗帘。服丧的人不能出现在剧院或舞会这样的公共娱乐场所，也不能参加公众。在最初的6个星期她们根本就不能外出，只能邀请一些亲近的朋友到家中来。女人在这期间不允许做刺绣，即使是在亲戚和朋友之中也不允许。
除了服装之外，其他一些私人x的东西也表明了服丧的重要x。这期间会使用黑边的手帕，哀悼者使用的书写纸也镶有黑边，顶部半英寸宽，底部1/8英寸宽。一旦服丧期结束，人们会恢复使用白s的信纸，但寡妇除外，除非她再婚，否则此后的余生中她将一直使用镶有黑边的书写纸。
19世纪关于服丧的一些做法令人好奇。尽管除了贵族和富有的家庭之外，这些礼仪并不会被严格地遵守，但这些程序化的礼节却建立起了一套理想化的礼仪。同上层社会的礼仪一样，这一切与18世纪的帝王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
结论
维克多？雨果在1871年2月22r写道：“我只要一有空闲时间，总会带上小乔治和小让娜去散步。你们可以将我描述成‘维克多？雨果，人民和孩子们的女仆的典型代表’。”公众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行线正在发生碰撞。雨果，没有把公众生活置于更高一等的位置，而是把他政治家的角s和祖父的角s看得同样重要。
孩子们确保了时间的连续x。如果“我们儿子的儿子令我们陶醉”，那是因为当生命的循环一遍遍地自我重复时，时光的丝线通过他们j织在了一起，“看看我的让娜的让娜吧——那一定是我的梦想所在！”维克多？雨果对家庭的信仰进行了诗歌化的生动描述，这种信仰就是资产阶级通常会在或大或小的场合进行的家庭内部庆祝仪式。庆典有时与信仰密切相关，有时则不是这样。这些场合是多愁善感、亲切温和、欢乐喜悦的，家人们分享着共同的情感，欢欣于自我的存在。同时这也确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私人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是独立于历史变迁和公众竞争之外的。
家庭仪式意味着私人时刻永恒不灭的本质。婚姻是这些仪式中最为重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孩子和度假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就在其自身的典礼仪式中，满怀喜悦地凝视着它永恒的化身。
米歇尔？佩罗
安娜？马丁…福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