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待到初三，盛毅就启程回了部队。来到侦察连的驻地盛毅发现大家都在，这个年除了他自己外，侦察连的所有人都是在军营中度过的。
盛毅知道后特意自己花钱买了点酒菜，让全连的官兵们改善了回伙食，这样大家也就不会对他独自回家过年有什么意见了。
过完元宵节后部队也恢复了正常训练，此时孙立人也过完年回到了部队，开始主持团里工作。
“团座”由于考虑到部队在今年就会有大仗要打，所以盛毅特意找到孙立人向他推荐一些自己工厂里生产的军品，也好提高整个团的战斗力。
“亭丰，你的意思是这些东西都是你在国内的工厂所生产的？”孙立人拿着盛毅给他的一份清单，上面有战地救护包、折叠工兵铲、发烟手雷、短距离步话机等等一系列的产品。虽说这些东西都不算武器装备一类，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却能极大的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及战场生存能力。
“是的团座，这些东西现在我的工厂里都能生产，我觉得给我们团的弟兄装备上的话，我们团的战斗力会上升一大截。”其实生产步话机的工厂还在美国，只是年前他让庄贵之运了一部分回来，除了装备护厂队用去了一部分外，现在还有些剩余。
“嗯，这些都是好东西啊，我以前在弗吉尼亚军校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他们美军上战场时各种辅助用品一大堆，光这个战地救护包就是人手一个。亭丰这样吧，你先算算我们全团装备上这些东西要多少钱，我看看我们现在能买多少。”孙立人对盛毅这份清单上的东西很眼热。
“团座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那我就先让他们运过来，钱的事不急等团里资金宽裕了再给也不迟。”盛毅倒真没打算靠这个赚钱，他想着自己的护厂队现在都已经装备齐全了，总不能到时候和自己一起上战场的兄弟们反而用不上吧。
“哪怎么行，亭丰上次你给侦察连更换装备都是花的你自己的钱，现在是整个团的事怎么能让你垫钱。这样吧我也不跟你客气，你就按成本价加上运费给我算，你看怎样。”孙立人说道
盛毅倒也没再坚持，和孙立人说定后他就通知武汉、攀枝花那边发货了。
他这次还特意给侦察连全连所有人都配了一把勃朗宁m1911手枪，这款枪现在已经是护厂队的制式手枪而且使用的也是11.43mm手枪弹和汤姆逊冲锋枪通用。本来部队里装备的都是7.92mm口径的毛瑟手枪（就是俗称快慢机、镜面匣子的那款枪），但是盛毅觉得一来这款枪太重而且子弹口径也和侦察连现有的枪支不同用，所以盛毅就干脆给全连换上了勃朗宁m1911。这样一来部队和日军近身战的时候也有很强的短射火力，可以大大的减少伤亡。
时间在盛毅焦急的等待中逐渐的来到了1937年7月7日，盛毅这天一晚上都守在电台边上等着北方传来的消息。整整一夜盛毅都没有合眼，收报员都换了两个，直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盛毅才收到消息：日军于7月8日晨5时炮轰我宛平城，我守军29军第219团在团长吉星文的带领下奋起反击。
收到这份电报后盛毅知道，历史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有所改变，中国人民持续8年之久的全面抗战已经就开始了。
盛毅平复了下心情后立马给武汉和攀枝花发了份电报，电报内容很简单就4个字“行动开始”早在年前盛毅和王永和、董奇巍他们开会那会就已经讨论好了各项方案。一旦战火点燃，盛毅手下的所有单位就将进入战时状态，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各地的工厂也将进入战时体制实行3班倒不间断的生产。而董奇巍他们也会通过跨洋电报通知美国的庄贵之让他联系司徒美堂让航空队立即回国参战。
就在盛毅他们按步就班的做着准备的时候，华北战局却急转直下。日军因见我宛平守军抵抗顽强一时不可下，于是又玩起了“现地谈判”这一套，分别于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
就在29军军长宋哲元沉浸在日本人抛出的和平幻想中之时，日军已经完成了兵力调配及作战部属。至7月25日，日军已在平津地区集结了6万部队，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日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凌晨，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逃跑）。
1937年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老蒋也在日军的此次行动中看清了其灭亡中国的真面目，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平津的枪声仍未平息，而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即将迎来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上海局势随之更加紧张，为了保卫南京、上海这一政治和经济中心，防备日军从上海发动进攻；更是为了实现把中日战争变为世界战争，诱敌主力至淞沪作战，开辟华东战场以牵制华北日军从而减轻华北的压力，同时改变日军对我国“由北而南”的进犯为“由东向西”的仰攻等目标，以主动的姿态加强了淞沪一带的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7月中旬，在上海附近地区已经集结有精锐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的基础上，又命令装备优良的第二师补充旅由河南省柘城开赴苏州（旅长钟松在江西庐山受训，由副旅长杨文瑔率领）划归时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指挥。不过，当时在上海市区的中国驻军受限于1932年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无正规陆军，只有毫无实战经验的二个保安团和一些维持治安的警察，军力十分薄弱，形同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而日本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有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有海军陆战队员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因此，张治中向建议派遣正规部队化装成保安队员进驻虹桥机场，以防止日军在战时夺取这一战略重地，该建议得到的同意，于是军委会命令第二师补充旅第二团换上保安队（宪兵）服装秘密进驻上海虹桥机场等战略要点，以充实上海兵力。深感责任重大的副旅长杨文瑔为此事专程到南京面见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请示具体做法，何认为这一做法冒险，担心与日军发生冲突。何应钦还曾提醒张治中说：“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来的啊！”何应钦的担心很快成为了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