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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说，“我是到三四十岁才知道有同性恋这种事的。我觉得自己有一点这种倾向。我对小时候的保姆感情特别深，我到如今仍然喜欢她那种形象的女人，她是矮胖型的，不漂亮也不艳丽。但是也许这只是晚辈对长辈的那种爱，是因为我从小缺少母爱，她给了我母爱。”
异性恋眼中的同性恋
“我最早见到身边的同性恋是下放农场的时候。她们俩一个像女性，细细小小的，是个高中毕业生；另一个像男孩，长得粗粗大大的，是个初中毕业生。她们俩很要好，老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农场一个又高又大又丑的女同学告诉我：她们两个有交配。
我说，你胡说什么？她说，就像一男一女那样的交配。夏天我们农场的人都挂一种小蚊帐，一人一顶都嫌小，她们两人一定要睡在一顶蚊帐里，用一条毛巾被裹得死死的不出来。一个洗澡，另一个必定坐在一边看，有时她们就用一桶水洗澡。我说，你们不嫌脏啊？她们笑笑不说话。有一次其中一位参加我们宣传队排节目，排得晚了些，那个就找来了，说，怎么还不死回家呵！口气就像夫妻一样。我倒觉得她们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性a的对象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有人喜欢有什么不好？“
一位漂亮的女性说：“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完全讨厌性生活（同男人的性生活）。她结交的女朋友都是特别漂亮的。她用巴结的方法和她们结交。对我也是这样。她无论去哪儿总要和我一起走，去哪里玩时也总要叫上我。她费尽心思和我调到一个班，宿舍也调到同一层，还挤走了我同屋的其他人。她周围总有一群不同职业的出色的女朋友聚在一起。我猜她可能有同性恋倾向。”
“在xx兵团时，有一个女孩对我有好感，总喜欢和我在一起。有一次她要求我把舌头让她舔一下，把我吓坏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
一位女性讲到了她的一位外国女友：“我从来没有过同性恋的感觉，也一点没想到过她是个同性恋，只是觉得她特别男性化。她回国去以后给我写了一封信，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从她的信上我第一次见到lesbian这个词，我不认识，去查了字典才认识了。我看了她的信都愣住了。她信上说，你信任我，我也信任你，而且你是搞人类学的，应当有理解力。我给她的回信很谨慎，说我不懂同性恋，但凭我对你多年的了解，我相信你会斟酌的。”
另一位在性方面很开放的异性恋女性谈到自己的一次同性性经历：“有个女友在我家里住过几天。在床上她抚摸了我，我没有什么好的感觉，也没有坏的感觉。她说是因为丈夫总要把她弄得出血，她才喜欢同性恋了。她一开始和我妹妹好过一段。我不想在人格上评价她。她的悟性很高。我不是同性恋，但我这人不能离开精神上的东西，离开了就活不下去。”
“我从没有过同性恋的感觉。有偶然的机会和别的女孩同睡过一个被窝，但没有性的感觉。”
调查时遇到一位女性与一女伴同住，所以提问她有无同性恋感觉或经验，她说：“我没有同性恋的经验，也不能理解这种倾向，但也不认为她们不道德。”
一位女性讲到过一个对她有过好感的双性恋者：“她茹房不明显，也不来月经，见了女孩就很爱怜的样子。听人说她是‘左右开弓’，就是男女都搞的意思。”
有一位女性讲了她一位女性朋友的同性恋倾向和她对女同性恋的感觉：“我有一对女友就是同性恋。我中学上的是女校。高中有一个同学对我的感情就像是这一类的。当时我是学校乐队的指挥，她是乐队总管。她有一次对我说，她特别爱我。还告诉我说，我和xx是同性恋，我们接过吻。我们俩就跟恋人一样。她的那位女友从小有病，不能结婚，但她也不阻挡女友谈恋爱。听了她的坦白，我觉得别扭得不得了。她没对我说这些事时，我们关系很好，自从她说了这些话以后，我老躲着她，后来她就不找我了，她还是比较知趣的。”
一位女性讲了她妹妹的同性恋伴侣：“我小妹有一个女友，有一段时间她们同在某地，她们住在同一房间。她对我妹妹无微不至地关怀。那个人像个男的，买菜一类的事都是她包了。
她是那种特别朴实的人；我妹妹显得弱不禁风，像个林黛玉。那段时间她俩相依为命。后来我妹妹调回北京，她每次探亲不回自己家，来北京看我妹妹。她几次放弃了回自己家的机会，还经常找碴儿来北京。她家让我妹妹给她做工作，我妹就劝她，让她结婚，见男朋友。她最后碰上了一个特别合适的，可她对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你和我结婚要容得下我和xx（我妹妹的名字）的感情。那人对这个条件感到奇怪，就给我妹妹写了封信。最后，他和她吹了，她现在还是独身。“一位异性恋者说：”我听说有一个女同性恋的俱乐部，她们互相抚摸。“
一位女性对同性恋的感觉很有代表性，她说：“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我大伯子说，有个男人喜欢他，那人很女气。我反对这事，觉得还是异性好。当然如果两个同性感情很好，那也没有办法。我周围的人都挺正常的。”
拿我调查到的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相比，交友方式有些差别，她们不像后者那样愿意到公共场所去找伴侣，而较多在朋友、熟人中寻找伴侣；她们同伴侣相处的时间更长，感情的投入更多；她们在异性恋眼中较少攻击性，因而比男同性恋更容易得到异性恋人群的同情和容忍。许多异性恋者以为，两个女同性恋在一起什么也做不成，当然，这种推测就像以为两个男同性恋在一起只做g交一样的偏颇。事实上，女同性恋者之间既有感情的交往，也有性活动。女同性恋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异性恋霸权和“男性生殖器霸权”的挑战，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性倾向的多样性和身体快感的多源性。
据金赛调查，终生绝对女同性恋者在女性中占3％；与同性发生过性接触的到45岁时达到20％；因其他女性产生过性唤起的女性到45岁时累计为28％。（金赛，第212页）另外，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女同性恋者和五分之一的男同性恋者是己婚的（与异性结婚）。（哈斯等，第260页）根据金赛调查，有双性恋史的女性占独身女性的17％。对主动的双性恋生活感兴趣的人数固定在人口的5％左右。（拉里亚等，第125页，第138页）对于同性恋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它是病态；另一种认为它不是病态。前一种观点以戈德。佩尔（gad paille）为代表，他指出：“喜欢同性恋显然是正常的性心理发展程序出现紊乱的结果。”后一种观点以马穆（marmor为代表，他认为：“同性恋行为和异性恋行为仅仅是人类性行为的区域不同，不能认为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本质上更自然。”（转引自萨多克等，第2一3页）据调查，在美国有43％的人觉得同性恋没有什么不对；有47％的人仍然认为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还有10％的人不表示态度。（坦娜希尔，第454页）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存在过的对男同性恋者的严厉法律有些对女同性恋者不适用，后者并不像前者那样遭到起诉，世界上只有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和美国的佐治亚州有特别针对女同性恋的立法，或在刑法中不排除对女同性恋行为的处罚。尽管男同性恋遭到残酷的对待，女同性恋却往往仅仅被视为可以被忽略的小问题，被认为是“侍女、寄宿生和女演员们的肮脏的小过错”。（萨多克等，第98页）在20世纪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社会默认了同性恋的活动，几乎找不到完全没有同性恋的社会。一位同性恋者说：“我发现自己作为同性恋者的身分与我可以有权拥有的其他身分同样都是基本的。作一个同性恋者与我的职业、我的阶级或我的种族相比是更根本的方面。”另一位说：“知道我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就改变了我看、我听和感知整个世界的方式。我开始懂得了我一生中以前一直没有注意的许多感觉与反应。”（转引自韦克斯，第281页）福柯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他揭示了古希腊人与现代人一种完全不同的看问题方法，现代人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性倾向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也就是性对象的性别和性活动的性别性质；而古希腊的人看重的是性活动质量的高尚与低下。“他们认为，对值得渴慕的任何事物（不管是少男还是少女）的依恋都出于同一种欲望，只不过较为崇高的欲望倾向于较为美丽、体面的事物。”（福柯，第359页）弗洛伊德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曾说过：“古代与现代情欲生活的差别里最惊人的是：古人看重本能本身，而我们太强调对象的重要性。古人视本能为万有之源，甚至不惜因而提升低级的性对象；我们则蔑视本能的活动本身，只有面对美好的对象时我们才能纵容其活动。”（弗洛伊德，第51页）近年来，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日趋公开、活跃，女同性恋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onism）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她们提出“多元”（diversity）口号作为对“变态”（perversity）这一指责的回应。她们说，“我们已经超越了要求隐私权的阶段，甚至超越了开办女同性恋酒吧、实业和项目的阶段，达到了要求开展广泛的公开讨论的阶段。”（barret t，95）早在50年代，一小群女同性恋者在迪尔。马丁（delmartin）和菲丽丝。
里昂（phyuis lyon）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女同性恋组织，取名为“比利蒂斯的女儿”，这个名字来源于由萨福一首诗改写的色情诗。目前在美国约有600个同性恋者的组织，有大量的出版物。她们经常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活跃在各类传媒上；选举能代表同性恋利益的地方议员和行政长官；争取法律上对同性恋婚姻的认可。
80年代，在美军中，女兵将近15万人，有大量的女同性恋者无意中在那里得以聚集。她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平民生活中是难以相遇的。无怪乎有人说，曾经不敢道出自己姓名的爱已经变得滔滔不绝了。（韦克斯，第25页）在西方，有很多人将女权主义与女同性恋联系在一起，可是有的女同性恋者认为她们的文化被女权主义重新解释了。她们认为，“女同性恋是实践而女权主义是理论”的口号不失为一个好的动员令，但它却歪曲了女同性恋的历史。她们批评保守派，认为她们反对和压制了一切有关性、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严肃讨论。她们认为，性别主义是一切压迫的根源，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是对男性霸权的威胁，女同性恋者必须组织起自己的运动以反对男性霸权。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猛烈抨击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攻击性性行为。她们还认为，母性是女性的优点，而不是女性的弱点。
她们反对异性恋霸权，即那种以为只有异性恋才属正常范畴的偏见。
文化女权主义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分离主义的女权主义。文化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女性的特质是人类行为的最佳价值和正面价值；它强调有独立存在的女性文化，它是建立在女性特征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克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有一个简单明了但相当激烈的观点：“女人的利益在于反对异性恋”。（campbell，25）文化女权主义所主张的解放妇女的战略包括建立妇女文化，从而使男女两性隔离。分离主义女权主义招致不少批评，它被批评为仇男倾向和翻转过来的性别歧视。由于分离主义主张从男性定义的体制、关系和角色活动中完全分离出来，还被批评为带有很重的乌托邦色彩。
第二十六章 停经与更年期
有一种说法，认为月经初潮和停经是女性一生的两大关口。在第一个关口，女性从儿童期进入青春期；在第二个关口，她走向生命的晚期。因此，停经在女性的生命周期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位儿子自杀死去的离婚女性说：“我50岁时，一下就过了更年期了。就从我儿子死去的那个月，我就不来例假了。如果不是我身体底子好，我肯定会疯。
有几次我在公共汽车上不知道下车，自己走路老走丢。有一次我从西单走到大北窑才知道找车上车。有几次心跳特别厉害。我去医院，大夫说你这是更年期反应。“
“我觉得停经对性生活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还是采用体外s精的方法，防个万一。停经以后，我觉得精力比以前充沛，以前一月一次的月经挺伤身体的。”
“我停经前有三五年时间感觉不舒服，头痛，有时心脏也不好，闷气。我听说是因为雌激素少了，血管硬化加快。到50岁时月经就完全停了，嘎然而止。”
“我43岁就绝经了。过去我们做那事时他老得体外s精，玩不痛快，现在可以尽兴了。我更年期反应不厉害。”
“我是47岁开始月经不正常的，有时几个月才来一次，到49、50岁时就完全停了。停了两年之后，查出宫颈萎缩。”
一位年过50的女性这样谈到停经对性生活的影响：“现在分泌物少，觉得吃力。但从没抹过润滑剂一类的东西，倒是听说过有人抹过食油的。”
在中国社会中，不少人对更年期妇女有刻板印象（stereo…type）：觉得她们神经不正常，不好招惹、一个更年期妇女的艺术典型是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女厂长老鲁。不仅男人对女人持有这种刻板印象，不少女人也这样看。
调查中，一位女性讲到她妹妹与更年期妇女的遭遇：有一次我妹妹骑车不小心碰了一个女的，她一个劲儿道歉，可那女的不依不饶，说：兔崽子你等着，老娘等会儿收拾你！我妹妹到了机关门口，那女人果然已经等在那里，一头朝她撞过来，把她撞倒。我妹妹不敢恋战，赶快跑进机关院里。碰到更年期妇女真是不能招惹。“
许多人对女性的性欲尤其是老年妇女的性欲怀有偏见，并由此形成对更年期妇女的刻板印象。然而，根据金赛调查，女性的性欲一直延续到60岁以上。在自我刺激和达到性高c的性梦中，在55岁或60岁之前，女性有此类行为的频率逐步增加到其顶峰，并且或长或短地保持一段时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在晚年之前，其性能力会因年龄增长而减弱。相反，此时男性的性反应已极大减弱，对性j的兴趣大大降低。（金赛，第145页）不同的文化对妇女的停经和更年期有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与不同人种的体质差异有关，但更多是与文化遗产、风俗习惯有关。从体质上说，有的女人在更年期毫无异常反应，有的却闹到要住院治疗的程度。我们文化中对更年期妇女的刻板印象更有研究探讨的必要，可惜不是这项研究力所能及的。好在我知道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期待看到他们的研究结果。
第二十七章 色情材料
不像在一些西方国家或香港，人们可以在大街上合法地买到或租到色情材料；
在中国，色情材料是严格禁止出售和出租的。然而，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意外地发现，色情材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像外间人士以为的那么稀少。
几乎我所有的调查对象都或多或少接触过这类材料，除了色情录像带之外，不少女性承认看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金瓶梅》等书。虽然她们当中许多人表示不喜欢这种东西，有的人就是为了见识一下那是什么样的东西而看一下，并不派什么其它用场；但在有些人那里，这类色情材料在性生活中具有固定的功能，如学习功能，帮助起性的功能等等，因而是在家中常备的。
当一位在行为和观念上都绝对谈不上“新潮”甚至相当“老派”的女性对我承认，她也看过一次“毛片”（色情录像带）时，我真是感到很意外，并由此想到，色情材料的普及程度恐怕远远超过警方甚至一般公众的印象。如果不是法不责众，而严格执行不许观看此类影视录像的法律，把凡是看过这种片子的人都抓起来，成年人的七八成恐怕都要入狱。记得80年代初北京有一次扫黄就曾试图这样去做，结果所有的拘留所马上满员，不得不动用临时监所，最后此事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这就是对人口中看过此类材料的人所占比例估计过低所致。幸亏现在有关的法律规定已成为只是写在纸上，并未严格执行的法律，否则国家将不得不拨天文数字的经费去扩建拘留所和监狱。
对色情材料持肯宝态度有一位知识女性说：“色情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是两性生理特征决定的。”
一位女性把自己对性的观念从“肮脏”、“下流”、“y秽”改变为“自然”归因于社会影响和色情材料，她说：“这和社会影响有关，家家都能看到黄色录像带。（当然，事实上肯定不会家家都有。这只是她对自己熟识的家庭的印象。但由此可知，家庭拥有色情材料的普遍程度很可能大大高于一般人的想象。）我认为夫妻之间看看这类带子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要指导夫妻的性生活必须有技巧。但我不愿看港台的，愿看西方拍的。没觉得有什么危险，要是家里有未成年人，不告诉他们，把带子藏起来就行了。”
一位女性提到色情录像带被他丈夫当作性j的准备活动：“他（指丈夫）有时要先看录像带，再做那事。”
另一位的丈夫则试图用此类材料启发妻子的性欲：“我不喜欢做那事，他有
时就给我看那些照片和画，他一看这种东西就很激动。我那时一心想创立功勋，每天回家都很累，顾不上看，他就很伤心。”
“一般的毛片我不喜欢，看了觉得恶心；我喜欢看有故事情节的毛片。”
“白种人的毛片好看，有的亚洲人拍的毛片太丑了，太难看了”
“我看过毛片，对这种东西没有兴趣；但我不反对有这些东西，有人愿意看也没什么可非议的，只是觉得去攻击这些东西很累。我去过匈牙利，看过这种录像，还有真人的表演。有一个地方，投上两弗林，帘子拉开，有女人在里面做性感动作。我认为应可以多弄点黄带让人们看看，没必要禁。传统女性每天c劳，没条件培养自己的魅力，应该让她们享受生活。”
“我觉得用这种片子对青少年做性教育是有益的。”
“我是一个人看的，是在一位男友家里，他主动让我看的。我看了不觉得反感，只觉得挺刺激的。看欧美的觉得好，看日本的感觉不好，有肮脏的感觉，觉得他们变态，老爱演受虐什么的。我认为，这种东西成人看看可以，文化修养高的，可以学习些方法，了解些社会现象，年轻人看了作用不好。”
一位后来与人同居的女性讲到色情材料对她性观念的影响：“我以前厌恶这种事，觉得没意思。我现在这个朋友很温柔，他给我借带子看，后来我才觉得好，才觉得这是女人的快乐。”
对色情材料持否定态度“我看过一次毛片，看了挺恶心的。有人说觉得刺激，我没这种感觉。”
“我一开始不敢看，觉得恶心，但生理上觉得有刺激。”
“我在澳门有次看电视，看别的都听不懂话，就看了毛片。我觉得特别难看，很丑，太恶心了。”
“我看过两次毛片。第一次看是在一个朋友家，他们都看过了，让我一人看，我看得都烦死了。好像是个法国的片子。我特别不能接受人兽交、几个人一起滥交这些情节。只有其中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情节感觉还蛮好的，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女的—定特别舒服。总的来说我不喜欢看，没有像有的人那样看得热血过。”
“我喜欢感情炽烈，但是含蓄一些，不喜欢暴露的，看了反胃。我看过《花花公子》、《阁搂》，看了不想吃饭，看了片子也都不喜欢。”
“看过毛片，感觉不大好。我喜欢文学的激发的感觉，不喜欢那么直接。”
“我觉得黄色录像带是亵渎。电影故事总得和情节连在一起，看了才能动情，要不就成了‘动物世界’了。我不敢看，不愿看，觉得恶心。”
“我觉得黄色录像很恶心。其实我对于口交、g交这些事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我不爱看这种书，一看就困，没兴趣，不如实践。”
“我看过《曼娜日记》（一度在北京十分流行的手抄本地下色情），就两三张纸。那很恶毒，写的是曼娜十六七岁时怎样春情荡漾，浑身发热；怎样挑逗她的表哥；怎么样扒开自己的衣服让男孩子摸，舔；摸完有什么感觉。我看了很厌恶，觉得是流氓教唆。没有感情可言，但是有感觉，有动作，有指导性。”
一位女性有个上中学的儿子，她说：“我要求他两条，一是别赌钱，二是别看黄色录像。我儿子的回答吓我一跳，他说，我早看过了，妈，您看不看，我给您弄几盘来看看。”
有不少女性反映，对色情材料主要是丈夫喜欢看，自己一点也不喜欢。一位女性说：“我看了一会儿就去睡了，可他特别爱看，看完还要录下来，我看了只觉得恶心。”
一位娘家在上海的女性讲到在色情片问题上北京人与上海人的区别。她说：“上海人很保守，很规矩；北京人不在乎，看毛片还呼朋引类地叫一大堆人去看。上海人即使看也绝对不会这样。上海人很讲小情调，很讲温情，讲隐私和心照不宣。”
调查中却也发现有的确没看过任何色情材料的人，其中一位说：“我想看看黄色录像，不知是什么样的，所以也没有看法。”
在西方，围绕着y秽色情品与检查制度的争论有很长的历史。维多利亚时代的净化社会和愚民运动，是从女王明令禁止出版y秽书籍开始的，一开始还只是没收或销毁色情书，后来殃及许多著名的经典著作，就连莎士比亚、密尔顿、但丁的著作都受到审查，甚至连《圣经》中与性有关的章节也遭到删节。
在17世纪的英国，没有宗教主题的y秽色情品是不被禁止的；当18世纪反y秽法通过以后，没有宗教成分的色情品也要受到审查了。在1868年，由英国法官希克林等做出的一项裁决中，曾为y秽色情品下过一个定义，即要看被指控为y秽的东西是否有意去毒害和腐蚀那些心里准备接受这种不道德影响的人，或是否有意让这类出版物落入他们手中。美国也曾立法禁止y秽色情品的进口。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关曾禁止巴尔扎克和伏尔泰等人的作品进口。
后来美国最高法院对希克林定义提出质疑，并根据《尤利西斯》一书出版案，提出了一个y秽色情品的新定义：用当代社会的标准衡量，如果这个材料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的主题是唤起一般人对y欲的兴趣，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社会意义。
换言之，美国最高法院判定是否y秽的标准有三个：首先，制约整个作品的主题必须是y秽的；第二，它必须是冒犯了社会共同的准则的；第三，它必须被判定为完全没有社会价值。（拉里亚等，第157页）
1959年，美国最高法院根据这一定义，驳回了纽约州禁演影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要求，批准放映这部影片，理由是：禁止“意识形态上或主题上的y秽”是不符合宪法的。（转引自塞威特兹等，第145一146页）随后，在1964年围绕法国影片《情侣们》的上映，和1966年围绕《范尼。希尔》一书的出版，最高法院又一再修正了关于y秽色情的定义。
由于这个定义实在难下，最高法院将解释权下放的州法院，有些州法院又将其下放到地方法院，允许其根据各自的标准下定义。由此可见，注重法制的国家与不重法制的国家相比，办起事来要复杂困难得多。
1970年，美国国会任命了一个全国专门委员会调查y秽色情品问题，他们提出的报告令议员们大吃一惊。该报告发现，接触y秽色情品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大体上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害。y秽色情出版物与性犯罪、性过失没有必然联系。一个雄辩的事实是：没有一个社会因y秽色情品泛滥而导致犯罪率升高；也没有一个政府因y秽色情品的泛滥而垮台。对此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金赛调查。金赛调查早已发现，性幻想在社会地位低下和少受教育的男性的性行为中，仅占很小的分量；由于多数性犯罪者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缺少性幻想；而对y秽色情品的强烈反应是与幻想联系在一起的；因此y秽色情品不是他们性犯罪中的直接因素。鉴于85％的成年男子和70％的成年女子曾或多或少地接触过y秽色情品，而且无论法律如何禁止，大多数美国成人还是会接触到这些出版物，不如减少控制，放宽政策。这个专门委员会的最终建议是：取消各种对成年人接触使用y秽色情品的限制和禁令；废除所有适用于成年人的反y秽色情的法律。（转引自拉里尔等，第165一166页）在y秽色情品问题上最广为人知的是“丹麦试验”。
丹麦在1967年和1969年分两步放开了y秽色情文学和视觉产品的市常丹麦试验的两个主要结果是：第一，合法化以后，y秽色情品的制售经过一个短暂的高c之后急剧下降，大多数公民对y秽色情品产生了厌恶感。一项对大量观看y秽色情品的后果的研究表明：被试者的性行为并未发生变化，虽然最初他们对性想得多些，但不久他们的性幻想又降到了观看前的水平。试验表明，观看y秽色情品产生了一种稳定地降低对y秽色情品的兴趣的效果，不断接触此类材料的结果使人感到餍足和无聊。他们的欲望完全满足了，发腻了。第二，犯罪率下降。1967年的犯罪率比上年下降了25％；1968年又下降了10％；到1969年y秽色情品彻底解禁后，犯罪率下降了31％。其中猥亵儿童罪下降了80％；露y癖的犯罪率和报案率下降；观y癖只剩下很小的比例；暴力侮辱妇女的犯罪（包括qg和猥亵）也大幅度下降了。（盖格农，第321页）在y秽色情品合法化后的10年中，任何种类的性犯罪均无增长。在英国、荷兰、西德和瑞典等国家，放宽控制y秽色情品、同性恋和流产的法律努力获得了成功。从60年代到70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都经历了从法律上的道德主义到更自由的法律制度的转变。据统计，西方的性犯罪率到60年代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到了60年代下降得相当快，而这正是许多西方国家对y秽色情品放宽政策的年代。
目前，在y秽色情品问题上有三种基本理论：第一种是模仿论，即人们会模仿在y秽色情品中看到的行为；第二种是宣泄论，即观看y秽色情品会使郁积的性欲得到宣泄，这一宣泄会降低性冲动，使一些男人的反社会行为减少；第三种理论是无关论，认为y秽色情品并不会产生刺激或降低性行为的效果。
在y秽色情出版物问题上，女权主义各理论流派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辩论与极不相同的立常围绕这一问题上的论争在70年代未和80年代的妇女运动中占据了非常显著的地位。妇女运动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是从道德角度出发的，而是从性别主义和仇女主义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的。
在英国，女权主义者在禁止y秽色情品问题上分成了径渭分明的两大阵营：激进女权主义者总的来说是反对y秽色情品的，主张应当禁止y秽色情品的生产和消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则与此针锋相对，她们认为，检查制度的危险性超过了y秽色情品的危险性。前者对后者的反驳是：检查制度并不是仅仅在y秽色情品问题上存在，检查制度总是存在的，它无时无刻不在检查着各种出版物，检查和禁止y秽色情品并不会对检查制度起到过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两种立场出于不同的原则，强调不同的方面：反对禁止y秽色情品的人们更强调言论自由的原则；而主张禁止y秽色情品的人则认为，y秽色情品的制售是对妇女暴力的合法化。因此又有人将女权主义在y秽色情品上的两种立场概括为反y秽色情（an ti一praphy）立场和反检查制度（anti一sorship）立常也有人把女权主义者在y秽色情品上的态度按国家区分：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主张采取禁止和反对y秽色情品的观点占上风；而在美国，更多的女权主义者为言论自由辩护，警惕检查制度的危险。在美国，国会和法庭上展开了如何对待y秽色情出版物的辩论，人们分为赞成和反对制裁y秽出版物的两派，反对制裁y秽出版物的一派要求对方解释其立场的政治、法律与哲学依据。
在70年代，对y秽色情品持反对立场这一派的女权主义组织曾动员消费者抵制y秽出版物，在制裁y秽出版物方面十分活跃。她们的主要观点是，在色情y秽品的制作与消费过程中，女性成为男性所消费的“商品”，她们是被统治、被利用、被羞辱的。反对y秽色情品的女权主义者认为，y秽（obsity）只是一个道德概念，而y秽品（praphy）却是一个政治实践，是一种同时涉及有权者与无权者的政治实践。但是，即使在这一派内部，关于y秽色情品问题究竟有多么重要以及它对于妇女的受压迫是因还是果，还是有着不少的争论。有些人认为，y秽色情品是男人针对女人的暴力行为的直接原因，但不少人认为这种观点说服力不够强；大多数人赞同这样的观点，即y秽色情品的制售是影响男人对女人态度的间接原因。
持这一立场的女权主义者非常强调有暴力内容的y秽品，因此，在pra phy一词之外，她们又创造出graphy一词，专指有暴力内容的y秽品；还有人认为，不管y秽品中是否有暴力内容，它本身就是针对妇女的一种暴力。另一方面，她们也提请公众警惕那些不包含y秽内容的纯暴力内容。她们提出，美国的电影定级制度忽略了针对妇女的非性暴力内容。有不少暴力内容由于没有被定为y秽而得以大行其道。
这一派女权主义者指出，y秽色情出版物已成为数以10亿美元计的产业，而且得到了公众的尊重和职业威望。她们讨论了y秽出版物对女性的影响，研究了大众传媒中的性暴力及其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的间接影响。她们的研究设立了一个因果模式，认为文化因素与个人变量的交互作用会导致反社会行为。
她们认为，在传媒中，广告商们总是要有意无意地把受虐妇女描绘为自愿受虐。有人用印刷广告和一项电视广告为例，做了一次电话访谈式调查。调查表明，广告商完全意识到了广告中对妇女暴力的含义，但认为这样做不过是出于幽默感；
不少女性也认为，传媒中包含的侮辱妇女的性质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她们认为这说明，妇女在社会教化过程中已经对视自身为受害者习以为常。
在1986年，反对生产和出售y秽出版物的运动使两个极端不同的群体搞在了一起，他们就是激进女权主义和福音派教会。
但是，这两群人攻击y秽出版物的原因和策略却有着显著的不同。激进女权主义认为，y秽出版物是男人系统压制女人的作法，它暗示女性在内心深处暗自从性虐待中得到享受。他们寻找证据以证明y秽出版物与针对妇女的暴力之间有因果关系，他们支持反y秽出版物的立法，理由是y秽出版物侵犯妇女的公民权，但是他们争取立法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福音派教会比起女权主义者在影响立法机构方面更为成功。他们也从实证研究中寻找证据，证明y秽出版物伤害了家庭。
他们成功地促使立法机构对y秽出版物实行检查制度，把《花花公子》一类杂志从公众能方便得到的书店和图书馆清除出去。
在英国，由劭特（creshort）和理查德森（jo richardson）发起的反y秽色情运动已经持续数年之久，运动的目标是促进立法程序，将以盈利为目的出版女性低级下流形象的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妇女反暴力团体认为她们的立场还不够激进，主张将y秽色情品的制售规定为刑事犯罪。在澳大利亚，妇女反暴力剥削组织也掀起了反对y秽色情品的运动。
在禁止y秽色情品一派中最为出名的人物是美国女权主义者麦金农（catherine maon）和德沃金（andreadworkin）。
她们反对y秽色情品的主要理由是，y秽色情品的主调是男性统治女性。西方把y秽色情品分为硬核（hard core）与软核（soft core）两类。在所谓硬核y秽色情品中，女人被捆绑，被鞭打，被折磨，被羞辱，被杀害；而在所谓软核y秽色情品当中，女人则是被攫取，被使用。德沃金指出：“性别关系是一个简单的非历史的形式，即男人压迫女人。这种压迫的机制就是异性恋的性j。”（转引自campbell，第25页）她提出，y秽出版物侵犯了妇女的公民权；她主张，应当允许单个妇女对因y秽出版物而造成的损失起诉，成立这一新的罪名。她指出，古希腊的porne这一字根的原意是最下流的妓女；而y秽出版物（prap hy）中的女性形象就是把女人等同于妓女。她进一步指出，y秽出版物是一种暴力形式，它唤醒了男性内心深处的死的本能，并将其指向女性。即使有些y秽出版物本身并没有直接描写暴力，但它们的人物形象的背后的意识形态，仍然是男性世界观念的暴力表述。她称之为“男性真理”。
上述观点受到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抨击，她们指责这位激进女权主义者并没有发现什么“男性真理”，而是臆造了一个激进女权主义的关于“男性真理”的神话；认为她的观点的效果不是增进了男女两性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而是将两性的距离加大了。
麦金农和德沃金共同起草了一项《市政府法令》，法令允许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对y秽品的作者——“对罪行负有间接责任者”——提出起诉。这项法令草案一开始没有被批准。在1989年至1990年问，在美国的印地安那波里，地方权力机构批准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规定，妇女在出现下列情况时可以提起诉讼：第一，在她们被胁迫制造y秽色情品时；第二，当她们被胁迫观看y秽色情品时；
第三，当她们是某项侵犯的受害者，而这项侵犯是y秽色情品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时；第四，公开制售y秽色情品是对妇女公民权的侵犯。
这项法案一出台，马上引起激烈的辩论，法案的主要反对者是“女权主义反检查制度行动力量”（the feministanti……sorship taskforce，简称fact），其代表人物有戈登（lindagordon）、米丽特（kate millett）、理奇（adriennerich）和罗宾（gayle rubin）。罗宾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坚决批判对女性性行为的各种限制和压抑；另外一种是赞成保守的反性的观点。
她本人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