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黑白章，希特勒冲锋队，我们的名字多响亮！
由于建立了一支私家军，党这个工具又完全受他控制，希特勒便准备将党引上一条新的、更加“革命”的道路。在尔后数月内，他调唆起一系列的公开挑衅事件。这次s动开始时，从表面上看，所有行动都是无意的：街上某犹太人受袭击，不法地挥舞旗帜，散发小册子，还有一些小的争吵，等等。然而，继这些小小的扰乱治安行为后，1921年9月14r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发生在“巴伐利亚团”在罗文布劳酒店召开的会议上。“巴伐利亚团”是个联邦主义者的组织，它接受魏玛政府的社会纲领，却反对其集权主义。正当该团的领导人，被希特勒看成是其“最危险的反对派”的工程师巴勒斯特开始演讲时，希特勒大踏步进场。在此之前，大批便衣冲锋队员已被安c在前排听众中。见希特勒进来，他们全体起立，高声喊叫，为他助威。数以百计的安c在听众中的党的追随者也加入了助威的行列。赫尔曼·埃塞登上一把椅子，大声呼喊说，巴伐利亚目前之落后状态完全是犹太人造成的。此话一出，听众便同声高喊，要求巴勒斯特“将发言权让给”希特勒。为了防止争吵，有人关上了电灯。结果却是混乱。灯火重新亮后，冲锋队涌上讲台，将巴勒斯特团团围住，将他痛打一顿，并将他抛进听众席里。
在警方调查此次扰乱事件时，希特勒毫无悔改之意。“没有什么”他顽固地说，“我们达到了目的。巴勒斯特没有讲话。”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希特勒与埃塞二人得到通知，他们将因扰乱治安而受到审判。对他俩审判所激励的却是暴力。11月4r，当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霍夫布劳斯酒馆讲演时，暴力事件爆发了。晚7时45分，希特勒进场时，大厅里挤满了800多人。妇女们被通知坐在前排，尽量远离太平门。这番警告并未把马格达莲娜·施威耶太太吓走。她是希特勒住所对面一家蔬菜水果店的老板娘，也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我激动过分，并不真正害怕。麻烦就在眼前，这是明显不过的。厅内多数人都是赤s分子。”
事实上，来自马非工厂、伊萨利亚仪表厂和其他工厂的怀着敌意的工人，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希特勒的追随者。另外，党也不再享受巴伐利亚政府的暗中保护，因为总理冯·卡尔已被迫辞职，让位给了更温和的温和派。
希特勒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比他来得更早，且占了大部分位子，便下令把所有门关闭。他对冲锋队员们（约有50人左右）说，他们效忠运动的机会到了，“除了死后被抬出去，否则，我们谁都不准离开大厅。”
他们的理论是，进攻是最佳防守，所以，一发现暴力的迹象，就立刻袭击。“回答是三声‘万岁！’一声比一声粗。”
希特勒这段带浪漫s彩的叙述，在他的追随者的回忆中也得到反映。如同希特勒毫无疑问是这样看待自己一样，他的追随者们也是这样看待他的：必须靠战壕里出来、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才能为祖国恢复荣誉和光荣。
正当希特勒朝讲台走去时，工人们高声喊叫，以示威胁。希特勒置之不理，继续前行。此时，赫尔曼·埃塞已站在前边的一个讲台上，叫大家安静，准备开会。他跳下台，希特勒登台开讲。开始时，会场上传来“呸！”
声，但是，即使前来讥笑的人们也不得不洗耳恭听。这样，他便在不受g扰的情况下，讲了半个多小时。不过，他的对手们正在等待时机下手——他们把不计其数的啤酒瓶子藏在桌下，以充当武器。猛然间，某人打断了他的讲演，希特勒大声反驳。大厅内，愤怒的喊声此起彼伏。有个男人跳上椅子，高喊：“自由！”
有个啤酒瓶朝希特勒脑袋飞去。接着又有七八个飞将过来。“蹲下！”
前排的小伙子们朝妇女们喊道。施威耶太太应声蹲下。“除了怪叫声，啤酒瓶的乒乓声，扭打声，被推翻的橡木桌椅声和木椅的折断声，你什么也听不见。厅内，他们大打出手。”
出于好奇，她抬头一望，只见希特勒仍站立不动，尽管啤酒瓶在他周围四散乱飞。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冲锋队员们，大显身手，凶狠扭打，不到半小时，敌人全被赶下了楼。看上去，厅内好像刚挨过炸弹似的，桌椅全被打翻，到处都是啤酒瓶。
在嘈杂声中终于传来了赫尔曼·埃塞的声音：“继续开会。请发言人继续演讲！”
希特勒继续演讲时，他的冲锋队员们有的在包扎伤口，有的被抬了出去。希特勒讲毕，掌声四起。就在这时，一位警察急急忙忙跑了进来，大声喊道：“散会！散会！”
（5）霍夫布劳斯的争吵向希特勒证明，只有不惧怕使用武力者才能取得成功。那晚的胜利使希特勒及品德国全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威振四方。但是，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诚实善良的市民们便要求结束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巴伐利亚新政府也急于遏制希特勒，但又需要确实抓住希特勒挑衅的把柄。新政府发给希特勒一张携带手枪的许可证，以示公平较量。
他之炫耀武力，是全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众表示不满的先兆。那年早些时候，德国拒绝了盟国增加战争赔款的要求，法军和比利时军占领了杜伊斯堡和杜塞尔多夫，以示制裁。两个月后，盟国发出最后通牒，要德国每年支付20亿马克，连同德国出口总额的25％，作为赔款。通牒还同时威胁说，若不答应，他们便将鲁尔区全部占领。
温和而保守的内阁决意不从，但此时已由政府控制的“中央党”却屈从于盟国的要求。这个投降行动激怒了像希特勒那样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发动了一系列暴力行动，包括暗杀“中央党”的领袖、签署停战条约的“罪犯”马西阿斯·埃尔茨伯格等。那些要求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德国人，许多都把杀人凶手当作英雄来欢呼。
1921年年底，国联宣布波兰将收回上西里西亚（五分之四的矿山和重工业均在该处）这又成了激怒民族主义分子的新的原因。冬季来临和马克贬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困难，都加剧了德国人的不满情绪。1922年复活节星期天，外j大臣霍尔德·拉德诺突然转向东方，在拉巴罗与苏联签订了条约。这又使暴力的气氛加剧。反布尔什维克的希特勒之流，由于不懂得这一联盟对他们振兴帝国的事业所带来的好处，对此举愤怒万分。德国从政治孤立中振兴，对西方盟国是个严重打击。对此，他们硬是视而不见。
德国与俄国同意恢复外j关系，放弃彼此向对方提出的赔款要求，并恢复贸易。如事先未与对方商量，一方不得与第三方签订会影响对方的经济协定。俄国需要现代技术；德国则决心违背凡尔赛条约限制军事力量的条款而又不引起设立在其领土上的国际限制委员会的怀疑。列宁早已要求德国协助苏联改组红军，而国防军的领导人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也巴不得同意。于是，两国的军方便加紧联系，来往密切。小小的德国军队开始训练红军，还从中学到了使用特种武器的知识。
这种合作的范围多广，影响又有多大，批评拉德诺的人是无法计算出来的。尽管他与苏联签订的条约给德国的重新武装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他自己却被要求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的德国人说成是个赤s分子，原因是他们与苏维埃人勾结。这是在给他脸上抹黑。事实上，由于他决心遵守在凡尔赛条约中许下的大得可怕的经济诺言，他早已成了对西方奴颜婢膝的象征。另外，他是个有钱的犹太人，纳粹又攻击他暗中为犹太人统治世界出谋划策。6月4r，这位天才的爱国者被两名“自由兵团”前成员用强盗式的办法暗杀。
同一天，巴伐利亚最可怕的行动分子j上了恶运，被捕入狱。希特勒对其追随者说：“2000年前，耶路撒冷的一群暴徒也是这样将一个人拖赴刑场。”
话刚说完，他就被抛进斯达德廉监狱，罪名是煽动暴乱。狱卒领他进了一间带洗手间的牢房，“友善地”指出，这间房子曾有许多名人住过，例如巴伐利亚著名戏剧家路德维希·托马，革命家库尔特·埃斯纳。拉德诺被害的消息并不使希特勒特别高兴。这种孤立的报复行动，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此次的行动却给他上了一堂安全课。此后，他车后装上了探照灯，使任何跟踪车辆的司机“睁不开眼”由于此次暗杀，魏玛政府仓促制定了一部《共和国保护法》这是一部严酷的法令，旨在阻止激进右派的恐怖主义。它遭到了巴伐利亚形形ss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反对。就在吵得不可开j时，希特勒从斯达德廉出狱。在与狂暴的政治舞台隔绝的期间，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的思想。在约五星期的监狱生活中，除百~万\小!说和思考外，别无他事。这使他得以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和恐惧变成比较系统、目的x比较明确的理论。一出狱，他便不失时机地参与攻击《共和国保护法》出狱当天，他便作了一次生平最锋利的讲演，题目叫《自由国家还是奴役》表面上，这是针对新法的，实际上却是对犹太人及其独霸世界y谋的痛斥。对犹太人为什么及如何取得了这样的权力，他使用的材料从未如此丰富，效果从未如此强烈；也从未如此“合情合理”地解释过。
在布尔格布劳酒店，他对听得津津有味的听众说，在民族主义和民间力量的理想与国际犹太主义的理想间，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全欧洲猛烈展开。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的奠基者就是犹太人；控制股票j易所和工人运动的还是犹太人。说到这里，希特勒模仿舞台上的犹太人，作了一个耸肩的姿势，博得了一阵会心的掌声。他继而宣称，犹太人是破坏者，是强盗，是剥削者。还有，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主义正准备决战，且怀有两个伟大的目标：“使国家解除武装，使人民解除精神武装。”
（1922年时的希特勒，其反犹主义之深度与恶毒，在当年他与熟人约瑟夫·赫尔的一次谈话中就泄露了出来。赫尔问希特勒，如果他有对付犹太人的全权时，他将做些什么？希特勒顿时失态。“他的视线移开了我”赫尔回忆道：“他望着空间，说话声渐渐增大。他全身抽搐，大声喊叫，好像我是一大群听众似的。‘如果有朝一r我真正掌了权，我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消灭犹太人。我一旦掌权，就会大竖特竖绞架，例如，在慕尼黑的马里安广场——只要j通允许，就尽量多竖，将犹太人一个个绞死，把他们吊到发臭，能吊多久就吊多久，只要不妨碍卫生。这群解下来后，再吊另一群，如此不断下去，直到慕尼黑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为止。其他城市也将如此效法，直到全德国的犹太人都洗涮净尽！’”为此，犹太人就得把敢于公开抗议的人的嘴堵上。
在如此这般地斥责犹太人达一个多小时后，希特勒才转入正题。“我们知道，今天从柏林传来的所谓《共和国保护法》不过是压制批评、不让人讲话的手段而已。”
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嘴是封不住的。他公开号召直接采用暴力。“所以，在本人结束讲话前，希望你们中的年轻人做点事情。这有特别的理由。原来的党只是训练年轻人的口才，我则要训练他们使用体力。我告诉你们：凡是找不到通向人民命运的道路的青年，在使用了最后的手段后，就会真正找到。如果只研究哲学，在这样的时刻一味埋头书本，或在家中炉火旁闲坐，他就不是一个德国青年！我号召你们！加入冲锋队！”
他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会十分艰难，赢得的东西没有，失去的却是一切。“与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们，得不到什么桂冠，尤其得不到什么物质好处——更有可能在牢房里了却一生。今天当领袖的，必然要有理想。如果只是为了领导谁去反对谁，那么，一切就好像是不谋而合。”
他之为理想而牺牲的号召使听众欢喜若狂。
在尔后的两星期里，希特勒继续不断攻击新法，到8月16r，他成了科尼希广场群众示威集会的明星人物，这次大会原系由“祖国联合阵线”召开，有慕尼黑各爱国社团参加联合抗议魏玛政府的新法令的大会。在希特勒一群人到会之前，会场比较安静。突然，远处传来了两个吹奏乐团的动人的乐声。接着，一队队带卍字臂章的人们列队正步进场。他们共排成6个纵队，打着15面“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旗帜。不到几分钟，广场上便挤满了激动的人群，共有1.5万人之多！
希特勒走上讲台时，掌声并不热烈。他沉默地站立了片刻。之后，他开始讲演。起初，他讲得心平气和，也不怎么动人。炽烈的民族主义者库尔特·卢德克（那天他首次看见希特勒）回忆说：“一会儿后，他的声调提高了，几乎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他的声调使人感情紧缩，具有超凡的效果。”
他似乎是另一个狂人——他摆动一双小手，闪着一双钢蓝s的眼睛，似在威胁恐吓，又似在恳求。卢德克不知不觉便被希特勒迷住了。他如痴似呆，似乎中了催眠术。猛然间，希特勒这个“狂人”在他眼中成了一位爱国英雄，成了另一位路德。“他在德国男人身上产生的魅力，像是让他们拿起武器的号召，像是他赖以宣传神圣真理的福音。”
希特勒又得到了一个不加挑剔的皈依者。
当晚，卢德克又听了希特勒一次讲演，这次是在济尔卡斯·克罗纳。演讲结束后，卢德克经介绍与希特勒相见——希特勒头发蓬乱，满头大汗。肩上披着一种战壕里使用过的只破又脏的大衣。然而，卢德克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有x格、有勇气的人物。次r，卢德克便”毫无保留地”带着他的事业投奔了希特勒。他们畅谈了4个多小时，然后，庄严地握手。”
我连灵魂都给了他。”
（6）关于《共和国保护法》的辩论，以及魏玛和巴伐利亚之间不断加宽的裂痕，孕育了另一次政变的计划。政变的策动者是慕尼黑一个不知名的保健官员奥托·彼庭格医生。他计划依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援助，推翻巴伐利亚政府，代之以前总理冯·卡尔的独裁政权。
于是，库尔特·卢德克，即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便受命前往柏林地区向可能合作的密谋者传达最后的指示。他越过北德，以“德国的保罗·里维尔的面目出现”把民族主义者们从床上揪起来——后来得悉，巴伐利亚并未发生任何情况。他乘火车返回慕尼黑——1922年9月底——立刻驱车赶到彼庭格的总部，刚好遇上这个医生。“这就叫政变吗？”
卢德克指责说。但是，“戴着眼镜，神态高傲”的彼庭格，对他置之不理，坐上“麦塞蒂斯”牌轿车，到阿尔卑斯山度假去了。他的起义消声匿迹了。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继续前进，而他们的领袖却又被迫躲藏起来。
卢德克在一间破阁楼里找到了希特勒。与他作伴的是一条巨犬和卫兵格拉夫。“我已作好了准备——我的人也作好了准备！”
他怒气冲冲地对卢德克说，“从此以后，我要独行？事了。”
即使无人跟随，他单枪骑马也要自己g了。“再不要什么彼庭格之流了，再不要什么祖国社会了。一个党，只有一个党。这些君子先生们，这些公爵爷们和将军们——他们什么也g不了。我g。我一个人g！”
那年早些时，希特勒曾向阿瑟·摩勒·布拉克（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第三帝国》的书）承认：“你有的一切我都没有。你为德国的复兴创造精神食粮，我不过是个鼓手、一个召集人而已。让我们合作吧。”
摩勒拟议中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自治国，因而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他对一同事说：“那家伙永远也掌握不了它。我宁愿自杀也不愿看见他在办公室里。”
从彼庭格丢脸的起义中得到的教训使希特勒坚信，他必须作为元首自行其事。这个想法使卢德克非常兴奋，并建议党采用墨索里尼的技巧——墨索里尼正力图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的领袖。他的法西斯运动是民族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他的黑衫党新近还占领了拉维纳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卢德克毛遂自荐，愿代表希特勒前往意大利，看看墨索里尼是否能成为有价值的盟友。
在米兰，墨索里尼隆重地接待了卢德克，即使他从未听说过希特勒其人。关于凡尔赛条约和国际金融问题，他同意希特勒的看法，但在对付犹太人的措施问题上，他却支支吾吾。卢德克印象最深的是，当墨索里尼被问到假如意大利政府不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是否会动武时，他作了最肯定的回答。“我们将成为国家”他的口气强硬，似乎他是君主，“因为这是我们的意志。”
卢德克热情地向希特勒作了汇报。他说，墨索里尼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夺取意大利。他还证实，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炽烈的民族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议会主义的，两者都是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而献身的。另外，两个领袖也很相似。两人都来自人民，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最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是墨索里尼拟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卢德克回忆说：“当他听到黑衫党开进并
占领被布尔什维克化的城市，当地守军保持中立，有些地方甚至还宽宏大量安排黑衫党住宿时，他好像若有所思。”
它证明了靠胆略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在墨索里尼的成功鼓舞下，加上巴伐利亚全境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大，希特勒便决心于当年秋天显示其武力。他选择了上巴伐利亚一个叫科堡的小城为起义地点，该城位于慕尼黑以北约160英里处。那天，当地的几家民间协会组织活动，庆祝“德国r”主宾是科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两人均系公开的民族主义者，公爵夫人还是已故沙皇的一个亲戚。
他们邀请希特勒前来参加，并带“若g随从”来前他广义地解释了这一邀请，于1922年10月14r（星期六）上午，率领近600名冲锋队员（许多人是自费前往）坐上专列，离开了慕尼黑。冲锋队员每人带了两天的g粮，像过节似的，踏着由42人演奏的吹打乐的节拍，列队登上火车。
这群人说说笑笑，像是出发旅行，连希特勒的车厢内也充满了节r的气氛。与他一起的共有7人，都是他内层的知j和左右手：一个前军士（梅克思·阿曼）一个摔跤手（格拉夫）一个马贩兼酒吧间保镖（克里斯汀·韦伯）一个前共产党人兼小册子作者（埃塞）一个建筑师（罗森堡）一个作家（埃卡特）和一个自封的老事故（卢德克）卢德克最感兴趣的有两人：一是热情奔放的埃卡特，“此人之杰出才能与常识，令他人哑然失s”；另一个是罗森堡这个“冰块！”
此人一直目光迟钝地看着他，好像他不在场似的。
列车在纽伦堡停车半小时，以便让更多的随从上车。乐队再次奏乐，车上的人又叫又喊，还向窗外挥舞卍字旗。好奇的路人都前来围观，想看看是什么马戏团。停在旁边的另一辆列车内的犹太人，忙向卍字旗做鬼脸。后来将成为希特勒的司机的尤利埃斯·施列克“跳进犹太人群，四面撕杀”这场热闹才得以告终。
列车开进科堡车站时，冲锋队人数已达800。希特勒脸s严峻，走下火车，他之所以要把科堡选为战场，是因为这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人数甚众。他要效法墨索里尼将他们从营垒中赶走。才当了两年巴伐利亚人的科堡人民，见这群人吹吹打打，还打着红旗，跟着希特勒走上讲台，都大吃一惊。乐队奏起进行曲，冲锋队c起正步，开进城里。走在最前面的是8名只穿短皮裤衩的巴伐利亚粗汉，他们身背铁扦手杖，接着是打红旗和黑旗的队伍。希特勒和7名随从步行在旗队后边。最后是那800人的队伍，他们或持橡皮g，或持大刀。其中有些人身穿退了s、打了补丁的灰军装，有的则穿着最好的衣裳，唯一共同标志是左臂带着卍字袖章。希特勒本人与众毫无不同，只不过他穿的是军大衣，扎着皮带，头戴垂边帽，脚穿惹人发笑的牛犊皮高筒靴。
一群工人从两旁涌过来，嘴中高喊：“杀人狂！强盗！江洋大盗！罪犯！”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对此置之不理，依旧c着正步。当地的警察将队伍引至市中心的霍夫布劳斯酒馆，然后将大门锁上，但希特勒却坚持让他的人马在s击场住宿。于是，冲锋队员们又踏着鼓点，重新穿过敌对的人群，朝市郊走去。这时，鹅卵石如雨点般打来；希特勒把鞭子一挥，冲锋队员们立即用橡皮g朝进攻者没头没脑地打去。人群慌忙后退，队伍这才继续前进。他们趾高气扬，俨然像初战得胜的部队。最自豪的是事事考究的卢德克。他觉得自己已被下层百姓接纳。“不管衣着好坏，人人皆英勇奋战。看到这点，他们也就原谅了我的裁缝。”
次r上午，星期天，左派分子举行群众示威，“把纳粹赶出去”抗议队伍预计一万人，将在广场上集合，但是，反对派队伍之大，反而使希特勒破釜沉舟。他决心“一举永远铲除赤s恐怖”便命令此时人数已达1500左右的冲锋队，取道广场，朝科堡城堡挺进。中午，希特勒率领突击队通过广场，发现场上只有数百名抗议者。昨天，市民们曾站在人行道上，以沉默的反抗眼巴巴看着冲锋队开了过去；今天，窗台上挂出了数以百计的帝国国旗，路上站立着一排排友好的群众，向戴着奇怪的标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徒们欢呼。今天，他们成了英雄，因为他们结束了赤s分子在科堡城市大街小巷的统治。“这是你们的资产阶级的典型”希特勒对行进在他身旁的人说，“危险之际是懦夫，事后是吹牛家。”
科堡向希特勒证明，他和他的冲锋队可与墨索里尼并驾齐驱。在两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后，墨索里尼又树立了另一个榜样。10月28r，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开赴了罗马（他自己则乘火车）夺取了该城。
4天后，与通常一样，埃塞以希特勒之介绍者的身份在霍夫布劳斯的宴会厅里宣布：“德国的墨索里尼名叫希特勒！”
第五章 “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
1922—1923（1）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x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x格外向，易与人j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8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27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r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g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了，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
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j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
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
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
“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条约！他妈的，这才合我的胃口！’”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这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
风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
他们同意一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工作，且作为一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r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参加上一个！”
他是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吸引了他，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由他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他也不会在乎。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却黯然失s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被“十一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游行，也在街头演讲（虽然他很害羞）作为“自由兵团”的一个成员，他曾参与推翻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他也在寻找一位领袖。在大学时期，他的论文《怎样的人才能领导德国恢复其旧r的光辉？曾获奖。他写道，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使用口号、上街游行和煽动民众。他必须来自人民，但又与群众毫无共同之处。与所有伟人一样，他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缩。大是大非总是靠铁和血来解决的。”
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准备“践踏自己的挚友”“铁面无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谨慎而机敏地”对待人民和国家，必要时“可用骑兵的马靴将他们踩在脚下”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3年，能讲一口流利的r语，于1911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窒息，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r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x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却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j的年青人缺乏耐心。”
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另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s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
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疟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y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遣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s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
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串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战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扩，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x恋者。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19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几个j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针砭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r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力气·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2）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
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x格、人格、能力和弱点”作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作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s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11月15r午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28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尔后的数天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