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这种畅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来自江南市镇。
因此严中平指出，大量江南棉布进入海外远程贸易，甚至18至19世纪间远销英国等海外市场。
而全汉升则说得更加明确:“早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布’(nankeen)。
南京为清代江苏省治，两江总督驻在那里，可以说是江苏的代表，故外人称江苏出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
可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国植物学者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
全氏征引h(b(moe和r(fortune的论著，揭示了西方人心目中十分流行的概念:“南京棉布”(nankeen)，实际上就是南京这个地名的英译。
它充分表明，远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是江苏生产的。
当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既然“南京棉布”的定义是“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纺织成的棉布，那么与其叫做南京棉布，不如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更为确切。事实上明清两代松江棉布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并且畅销于海内外，号称“衣被天下”是名副其实的。
到了1786—1833年的48年中，英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4400余万匹。
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最多的一年是1819年，共达330万匹，价值170余万银圆。
1817，1833年的17年中，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1900余万匹，平均每年110余万匹，价值达78万银圆左右。
而1804，1829年的25年中，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330余万匹，平均每年120余万匹。
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大部分运回本国，小部分运往欧洲、西印度群岛、南美洲、马尼拉及夏威夷等地。
在美国机械化棉纺织业大规模发展之前，那里的消费者也是“南京棉布”的好主顾。
中国的这种全球化贸易，使大量生丝、丝绸、棉布流向各国，由于海外各国始终处在结构性贸易逆差之中，导致白银货币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据弗兰克研究，美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分别生产了37000吨和75000吨白银，各有27000吨和54000吨运到欧洲，两个世纪合计81000吨。
在欧洲获得的白银中，大约一半(39000吨)又转手到亚洲，其中17世纪为13000吨，18世纪为26000吨。
这些白银最终主要流入中国。
另外，有3000吨到10000吨，甚至高达25000吨白银是从美洲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而这些白银的大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
此外，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被中国吸收。
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通过马尼拉获得1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
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
也许人们对这些数据有所怀疑，但是要说明的是，在没有新的数据出来取代它以前，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这无论如何是中国早期工业化和全球化贸易所创造的一个奇迹。
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江南市镇的内部变革了，像是雇佣工人群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所以从上述中，我们已经可以察觉到，早期化给江南市镇带来了有别于传统的变革。
这种变革从内部来看，主要表现在雇佣工人群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江南市镇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工商业中心，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乾隆《吴江县志》卷下风俗，谈及绫绸业的发展时，回顾道: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后，“土人(引者按:指吴江本地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
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
盛泽镇上机坊老板雇佣的“佣织”，有机工(操作织机的工人)、曳花(在提花织机的高架上“提花”的工人)等，人数多达几千人。
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称:“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人，汇集东庙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
除了受雇于机坊的机工、曳花数千人，还有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的工人，人数有多少呢?
据沈云《盛湖杂录》说，清末时“凡炼绸之坊十余，染坊三十余，踹轴等坊亦如之，业此者近千人”。
盛泽镇(包括四乡)鼎盛时期拥有人家万户，其中机工、曳花有数千人，炼坊、染坊、踹坊等的雇佣工人又有近千人，几乎可以说至少有一半人家以此为生，盛泽镇有一个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是毋庸置疑的。
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构成了劳动力市场。
盛泽镇附近的黄溪市，丝织机坊“雇人织挽”，闲时解雇，忙时雇佣，因此有了如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的劳动力市场。
等待雇佣的工人，每天清晨聚集于固定的地点——长春桥、泰安桥的桥堍，等待雇主召唤。
道光《黄溪志》卷一风俗说:“以待人雇织，名目‘走桥’，又曰‘找做’”。
这些等待雇佣的工人都有一技之长，在丝绸生意兴隆时，老板为了笼络工人，往往百般迁就:“每逢节候，肴馔必更丰焉”，工人“或食无兼味，辄去而他适”。
一到生意清淡季节，老板便辞退工人，这些工人因“无人雇织”，往往沦为乞丐，“沿途求乞以为常”。
这些工人显然是早期的无产者，而那些雇主则是早期的资产者。
另一个丝绸生产与交易中心濮院镇的情况也是如此。
每天都有大批工人聚集在劳动力市场——太平桥头的太平巷，等待雇佣。
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嘉庆《濮院琐志》卷一机杼说，这些工人或“人兼数事”，或“专习一业”，“衣于是，食于是，尽其力而终身”，是终身的雇佣工人。
关于劳动力市场，该书写道:“织工、曳工或遇无主，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曳工立于右。来雇者一目了然，谓之‘巷上’”。
嘉庆《濮川所闻记》卷二坊巷夜写道:“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阖镇织工、曳工，每晨集此以待雇”。
棉布业市镇也有数量可观的雇佣工人群体。
与朱泾镇齐名的枫泾镇就是一个典型，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引吴遇坤《天咫录》:“康熙中，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染坊、踹坊雇佣的染匠、砑匠数量巨大，以致“往来成群”，经常与镇民发生冲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终于酿成一桩大案。
该书写道:“(染匠、砑匠)扰害闾里，民受其累，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杀数百人??后死者家属数百人，各以白布缚首，持械复仇”。
你看，被镇民“设计愤杀”的染匠、砑匠竟有数百人之多，家属数百人上街复仇，可见枫泾镇雇佣工人群体决不是一个小数目，光死者就有数百人，可以推测全部雇佣工人必定是它的数倍，可能有几千人也未可知。
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结构不同于乡村，号称“工贾杂处”，即以工商业为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杂处之地。
在市镇上，最有势力的是那些牙行——花行(棉花牙行)、布行、丝行、绸行、米行等，以及仰食于牙行的领投业(领头业，中介掮客)，脚行脚夫(搬运业)，还有从事打行(打降)、白赖(白拉)的市井流氓。
其次就是沿着大街小巷开设的数以百计的各行各业的店铺，他们与牙行一起形成由老板与伙计组成的商人群体，即所谓坐贾。
此外还有行商，即从全国各地来此贩买丝绸、棉布、粮食等商品的客商，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商帮与会馆聚集起来的商人群体。
再次是各种作坊——机坊、炼坊、染坊、踹坊以及其他手工业作坊，由作坊主与雇工构成的工人群体。
当然也有聚居于此的士大夫，以及市镇周边的亦工亦农的农业人口。
市镇人口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例如濮院镇，几乎全镇居民都从事丝织业，工商业人口占有绝对优势。
乾隆时人杨树本在《濮院琐志》卷一机杼中说:“他邑之织多散居，濮院之织聚一镇，比户织作”。
所谓“比户织作”，就是家家户户都在从事丝织业。
这可以从沈廷瑞《东畲杂记》得到印证:“(濮院镇)机户自镇及乡，北至陡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永新巷，皆务于织”。
你看，全镇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在从事丝织业，务工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至于商业，镇上牙行有绸行、丝行、桑叶行、菸叶行、六陈行(粮食牙行)、麻皮行等。
还有各种商店，据民国时期的统计，洋广杂货2家，水果行2家，米行2家，黄麻号2家，酱园1家，茧厂1家，小米店7家，茶馆15家，酒店6家，川酱店3家，饭店8家，铁店3家，糖果店3家，以及棺材店、旅馆、腌腊店等，从业人员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
如果加上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按《濮川所闻记》所说“每坊佣者数十人”的标准来推算，雇工人数不是一个小数目。
盛泽镇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前面已经提及，盛泽镇上受雇于机坊、炼坊、染坊、踹坊的工人达到几千人之多。
这是工业人口，那么商业人口有多少呢?商业人口业也不在少数。
据1946年的统计，全镇商店五六百家，他们是棉布业25家，南北货业21家，丝商业62家，新药商业12家，酒酱商业34家，米粮商业44家，绸布新衣商业10家，百货商业15家，鲜肉商业20家，腌腊商业18家，面饭菜馆商业38家，国药商业13家，旅馆商业15家，茶叶商业7家，桐油瓷席商业16家，烟纸蜡烛商业51家，绸商业89家，绸领业68家，肥料商业21家等。
这五六百家商业字号的店主与伙计加在一起，说它数以千计，肯定不是夸张。
因此，工商业人口在全镇总人口中占据大多数，是不成的。
由于明清的地方志缺少关于人口统计数字，尤其是关于人口的职业分布的统计数字，难以量化分析。
嘉庆《珠里小志》似乎是个例外，在它的卷二户口一栏，有朱家角镇人口分类统计，除了户数(1502户)、口数(5937口)以外，把人口分成:男口、女口、幼童口、幼女口、店伙口、雇工口、奴仆口、婢女口、僧口、道士口、女尼口等。
其中店伙口267，雇工口99，是最值得注意的，表明在这个镇上，工商业人口中最底层的人数有366人。
可惜的是，它没有统计开设牙行、店铺、作坊的人口数，以及从事棉纺织业的人口数，因此仍然无法估计工商业人口的比重。
我们不得不寻求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来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满铁上海事务调查室关于嘉定县各市镇的人口分类统计，大致可以窥见清代市镇的人口构成。
尽管当时嘉定县盛极一时的棉纺织业(土布业)已经衰落，但是号称“银南翔”的嘉定县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南翔镇，农业人口明显少于工业人口，更少于商业人口。
该镇农业人口838，工业人口957，商业人口1126，工商业人口共计2101，是农业人口的2.5倍。
又如，吴江县的震泽镇，据《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提供的数据，该镇四乡“修丝为业者不下五千户”，即使以每户一人计，也有5000人之多，镇东北栅“有丝车460座，工人1300人”。
据新编《吴江县志》记载，镇上纯商业单位331家，从业人员1146人;饮食业99家，从业人员196人;服务业45家，从业人员121人，商业人口合计1463人。
震泽镇的工商业人口大大超过农业人口，是毫无疑问的。
与此相关联的是以市镇为中心体现出来的乡村的城市化，即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小城市的形成。
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大镇，人口都在万户以上，例如南浔镇、乌青镇、盛泽镇、罗店镇、双林镇、濮院镇等。
当时这些市镇，实际上已经具备县城乃至府城的规模，正如康熙《乌青》卷一疆域、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所说:“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
一些中小型市镇也有数千户人家，而且商贾辐辏，富庶繁华，迥然区别于乡村，成为新兴的小城市。
这是特色的城市化模式。
像是美国学者绕济凡(gilbertrozman)和赵冈的揭示了这点:英国及日本的城市人口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在英国占城市人口的74%，在日本占城市人口的71%。
而中国则不然，不足一半的人口是在大中型城市中，其余都散居于小城市及市镇中。
中国的7100个小型城市，大部分是市镇。
还有就是江南市镇的外部变革像是地权的分散化趋势，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
要知道随着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在江南市镇的四乡，出现了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趋势。
这种现象在道光、咸丰以后更加明朗化。
例如曹幸穗的论文《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论述了这一点。
他指出，随着近代化的步伐，新兴工商业城镇的发展，使得“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镇，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
与工商业利润比较，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感兴趣，地权的分散化趋势就成为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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