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与此同时，宋代的海外贸易也是空前繁荣，根据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有关资料记载，与宋朝保持通商贸易的国家达到50多个，因而宋代海外贸易范围较前代大大扩大。
当时中国的商船不仅坚实耐用，而且船体庞大，据《梦梁录》记载，宋代大的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纳500。
更重要的是，出海的商人掌握了全世界最为先进的航海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从而使海外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
工业、商业、贸易的高度繁荣，客观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技术与工艺，因此，宋代中国技术方面显著领先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成熟和开始于宋代，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经济高度发展与繁荣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
今天，我们以不肖一顾的态度看待宋代，不也谬乎，总之，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宋代的政治经济，我们都可以从中国现代、世界现代的国家政治中找到种种熟悉的影子。
可以讲，当时的宋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成熟，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文明。
这也是欧美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宋代痴迷的根本原因，老实说，由于语言的限制，他们对宋代的人文成就了解得并不多，所以还不能完全把握和理解宋代真正的情况。
包括自元代以来至今，所有的朝代都异乎寻常地抵毁宋代，宋代已经成为落后弱小的代名词。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欧亚没有经历蒙古人的浩劫，宋代的贸易一直与海外相通，以宋代人的开放态度和对提高工业规模化的迫切追求，当欧洲发生工业革命时，我想，宋代会即时知道并了解工业革命及以后文化革命的内容。
其次，对那些能够极大提高生产产量的技术与设备，宋代人必定会很快引进来，以当时人的聪明程度，即便不考虑创新和发展，学习、仿制当无问题。
如果这样，中国就不会错过工业革命这班车，中华文明就不会整体上落后于西方文明。
可惜，事实上并没有这个假如，这也是世界上最无奈的事。
再次，宋朝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
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
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
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
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
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
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其次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
宋仁宗以后，朝廷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
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宋孝宗当政之后)，文化进一步发展，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等。
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 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 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
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
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
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 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 想。
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
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
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 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 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
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学术思 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 潮。
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
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
在文学方面，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体。
艺术成就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这是很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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