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论待遇之优厚，恐怕没有哪个朝代能与宋朝相比了，像是宰相、枢密使正俸中的月钱就有300贯之多，这笔钱在当时可是足以买100多亩良田。
而且除了月禄之外，他们还有丰富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其他丰厚福利，像是有春冬服、随从衣粮和餐钱，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饲马刍粟等，年薪折合今日人民币至少在百万以上。
所以养官之费，也成为宋代财政的负担。
还有就是冗费，冗费与冗兵、冗官密切相关，加之朝廷大兴土木，大行赏赐，耗费无度。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封禅泰山，耗费800余万贯。
仁宗时大力尊儒，举行大享明堂典礼，一次就耗费1200万贯，及其惊人。
以及仁宗后宫数千人，每次赏赐都动以万计。
如此庞大的支出才使得宋廷的财政收入日渐“入不敷出”，毕竟有多少钱，也禁不住这么造啊，大家说是吧。
根据《宋史-食货志》中的记载，在1065年，也就是英宗治平2年，朝廷的岁入为1.1613亿贯，但支出却高达1.2034亿贯，非常支出又有1152万贯，亏短1500多万贯。
还有《廿二史札记》记载，像是古代冬至日皇帝祭祀南郊的大典，本来是每年一次的，但到了宋代慢慢改为三年一次。
究其原因便是因为每祀一次，“大小各官，皆得荫子”，“此外又有赏赍”，“浮费之多”，难以承受。
此外还有再加上赐给辽国和西夏以及后来金国的“岁币”，量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宋朝的财政负担。
因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所谓“积贫”之势。
“积弱”之势与“积贫”之势一样，也是在仁宗朝显露出来。
因为由于对统兵将帅限制过多，使他们“不能自奋于一战”，再加上将无常兵和军纪不明，造成兵骄将惰。
以致于军士“游嬉于廛市间，以鬻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
“禁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
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文官武将也参与了对商业利益的攫夺。
他们霸占住许多兵士为自己服役。
像是陕西一带，禁军中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
京畿附近的禁军也多被武将、戚里权近之家占为佣仆。
这样造成战斗力下降，在守边御敌时难求一胜。
从表面上看，似乎正是这“三冗两积”使两宋走向了衰亡。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三冗”之弊，宋初即有人指出，宋王朝有二三百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有宋一代也对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可是为什么终宋之世“三冗”之弊一直困扰着宋王朝，即使宋神 宗和王安石君臣一心，以雷霆之威、霹雳手段也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至于“积贫积弱”之说，乃是后人的臆测，因为有宋一代，几乎从来没有人认为宋朝“贫、弱”，即使是在变法派与反对派斗争最激烈之际，也没人拿“积贫积弱”说事。
因此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或许能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
“三冗”问题，事关宋朝的“立国之本”和“执政之基”，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置不当则动摇国本，关乎存亡。
先说冗兵，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朝代，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役制度，宋军可以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常备雇佣军，且待遇极为优厚(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今日的美军)，当时也只有宋朝有实力实行募兵制。
其中最具独创性的举措就是“荒年募兵”，也就是每当一地闹灾荒百姓生存不下去时，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
“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
一人当兵，则全家温饱无虞。
因此，宋代农民起义较少且规模都不大，荒年募兵算是功不可没。
但世上并没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这一政策的后果就是冗兵和庞大的军费开支。
以仁宗时全国不到1亿的人口却有126万雇佣军的比例，花费确实及其惊人。
但是如果没有这项制度，宋朝能否保持历代不可企及的内部的安定繁荣实属难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政策算是具有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买单。”
要革除冗兵之弊.就要以牺牲社会稳定为代价，怎能不慎?
同样，“冗官”之弊与宋朝扩大科举有关。
而扩大科举得以让各种阶层(包括平民百姓)的优秀人才参加到政权中来，从而加强执政基础，保持社会稳定，这与“荒年募兵”异曲同工。
而且我们还会发现，由此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精英和中流砥柱，成为引领有宋一代繁荣昌盛的中坚力量(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
而且当时官员虽多，却还没有到财政不堪重负的地步，更没有到折腾得民不聊生的地步。
与历代相比，宋代吏治和官员素质都在最好之列，不能简单的以“冗官”—言而蔽之。
再说冗费，虽然宋代财政时有亏短，但我们不能简单的以“赤字财政”来判断一个国家的贫富(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有财政赤字就认为它不富裕一样)。
事实上作者菌已在前文指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宋代收支基本平衡。
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宋代也有太祖时设立的“封桩库”和神 宗时设立的“元丰库”以备不时之需。
如庆历2年6月一次就拿出内藏银200万两、绢200万匹以补三司经费之不足。
至于52座原封库所藏，当时官员认为可供20年之用。
即使到了最会花钱的宋徽宗手中，穷奢极欲，浪费惊人，居然也没有打到封桩库和元丰库的主意。
以致于靖康元年金军攻人开封时，检视府库，见封桩库和元丰库“皆充盈满溢”，搬运时“三日不绝”。
至于给辽、夏以及后来金国的岁币，之前好像已经说过了，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的比例其实微不足道，那也是因为遇上了蛮不讲理而又贪财的野小子不得不花钱“买安”的无奈之举。
但这笔收入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彼此之间的贸易中宋方所得的利润远超岁币支出(以宋金贸易为例，光买茶叶金方就要掏70万两白银，而绍兴和议规定的岁币为25万两)。
“冗费”并未让宋朝到“积贫”的地步。
“积贫”之说难以成立，“积弱”之说也不符合实际。
宋朝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虽然因为承平日久，不免文恬武嬉，但在外患的压力下，宋朝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
宋代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水平都是一流的。
在统一中土之战中北宋军队表现出的势如破竹的强大战斗力令人刮目相看。
南宋初年，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宋军愈战愈强，打得不可一世的金军节节败退，并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胆寒之声。
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在新修订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宋朝”条目中，修正了以往强调宋朝对辽金等国处于劣势地位的说法，认为北宋与辽朝长期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
南宋与金朝，除宋高宗统治的前15年外，在“绍兴和议”之后的长时期内，双方实力相当，谁也奈何不了谁。
南宋后期，蒙古军南下攻宋，南宋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对蒙元这一劲敌虽处于劣势地位，但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而蒙古的崛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异数”，对当时所有的国家来说，蒙古都是“千年未有之强敌”，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
然而，蒙古军征服世界遇到的最强劲对手就是南宋!
大家要是不信的话可以比较这样一组数据；蒙古征服西辽用了1年；
蒙古征服花刺子模用了1年半，蒙古征服罗斯联盟(今俄罗斯)用了5年，蒙古征服波斯和阿拔斯王朝用了8年，蒙古征服西夏用了10年，蒙古征服金朝用了22年，而蒙古彻底打败人们印象中所谓文弱的南宋居然用了45年!
而且这也是蒙古军最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以举国之兵进攻一国，还要通过迂回包抄(灭亡大理后形成两面夹击)、多年苦战之后才艰难取得胜利，这在蒙古征服史上是仅有的一次。
更令蒙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大汗(蒙哥)也在南宋的钓鱼城下受伤殒命，南宋成为蒙古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因此“积弱”之说，也是难以成立的。
所以作者菌认为，宋朝在与辽、金、蒙作战中之所以不能取得优势，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外，有三大原因同样不可忽视：一是燕云十六州之失。
五代石敬瑭为当皇帝，献燕云十六州于辽国，致使中原大地门户洞开。
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进则直叩中原，连富庶繁华的汴京也时时处在兵锋的威胁之下；退则足以自保，据幽燕之地利，易守难攻。
这一对中原安全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战略要地的丢失，给宋王朝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连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也不得不定下“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并设立封桩库以备伐辽(《宋史纪事本末》载：赵匡胤于乾德三年八月设置封桩库，打算蓄满四五百万后，向契丹赎买幽燕之地。
如果不成，“以二十匹绢赐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
后来宋太宗伐辽，因进退失据和指挥失当而遭遇惨痛失败。
收复燕云十六州成为宋王朝永远没能完成的梦想。
直到明朝建立后燕云十六州才重回中原王朝之手，石敬瑭的毒流了400年!
二是敌国的马匹禁运。
与宋先后对峙的辽、夏、金、蒙等国，深知自身的优势在于骑兵。
所以为了保持这种优势，这三国长期一来都对宋朝实行马匹禁运。
虽然通过走私贸易宋朝也能获得一些马匹，但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
而且官养军马耗费巨大，效果不佳，根本无法建立一支剽悍的骑兵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
王安石变法试图以“保马法”改革这一弊端，但收效甚微。
没有强大的骑兵使宋军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虽然宋军以高度的智慧总结出一系列
“步兵破骑兵”的战术，并取得了像郾城之战那样的大捷，但由于骑兵行动迅捷，很难全歼敌军，始终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三是技术革命的瓶颈制约。
北宋时期《梦溪笔谈》的问世标志着工匠传统与哲学传统合流趋势的出现，在后来的西方，这是科技革命的先声。
但是“靖康之变”打断和延缓了这一进程，随着大批能工巧匠在北宋灭亡的动乱中流离失所、损失惨重，加上主要矿业基地的丢失(特别是集中于北方的铁矿)，使南宋科技发展遭遇瓶颈。
尽管南宋在火药火器的制作上取得进展，但距离革命性的突破还需时日，因而火器始终只能作为冷兵器的补充参加战斗。
更不幸的是，金、蒙军队也在作战中获取了火器的制法(蒙古军在攻陷宋、金的城池后，特别注意搜罗工匠，为他们制造火箭、火球、火枪等火器。)，从而抵消了宋军的火力优势。
蒙古西征后得到回回巨炮(一种巨大的抛石机)，又打破了宋军守城的优势。
我们无法设想再过一二百年宋人能否在热兵器工艺上取得重大突破(比如铁炮)，我们只知道蒙古人没有再给宋朝这样的机会，伟大的宋朝尽管拥有遥遥领先的科技优势，但仍然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化为了废墟。
这是冷兵器时代文明无法回避的悲哀!
因此我们再回到正题，宋亡的自身原因是什么?
作者菌认为，很大的症结在于“家天下”的政体本身。
尽管赵匡胤以其超人的智慧设计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但他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子孙能和自己一样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能够和自己—样勤国是，励精图治。
综观两宋惊人相似的灭亡，无不与他的不肖子孙道德沦丧和战略失误有关。
道德沦丧，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王朝和国家的衰亡都从道德沦丧开始，两宋也不例外。
像是袁永君先生认为，北宋王朝历经了政治上从积极改革到意气用事再到私欲横行，军事上从求胜心切到战而不利再到一味求和，文化上从宽厚仁和到故步自封再到寡廉鲜耻，最终无可奈何走向衰亡的过程。
而到了南宋，连改革的勇气都没有了(南宋诸君，除了宋高宗，大都平庸)，守着半壁江山在主战还是主和的争论中逐渐走向荒淫无耻、腐化堕落。
而这一切问题的出现，都指向于当权者的道德沦丧。
我们知道，支撑有宋一代精神 脊梁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士人风骨”。
这种风骨，在北宋表现为苏轼笔下的“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泣鬼神 ，而明则复为人!”
在南宋表现为文天祥笔下的“天地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然而到了北宋和南宋末期，拥有“士人风骨”的社会精英，几乎全部被排斥在了权力核心之外。
当朝君臣尤其是士大夫的无耻，造成“乱自上作”，“败自下生”，“社会灰化”，统治面临崩溃的边缘。
蔡京之流之于宋徽宗，贾似道之流之于宋度宗，将人世间骄奢淫逸、荒唐无耻之事发挥到了极至。
宋徽宗身为一国之君居然夜出狎妓，贾似道身为宰相却把斗蟋蟀当成军国重事，
说明这个王朝道德沦丧到了何种程度!
正如后世所说，“士大夫无耻，为国之大耻。”
而两宋的悲剧在于，当朝君臣的无耻造成了两宋的灭亡，而在野的社会精英却成为抗敌救亡的中坚力量(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页。
宋朝是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辈出的时代，而中国历史上两次汉奸高潮出现在明末和抗日战争时期)，但是最终无力回天。
还有就是战略失误，北宋灭亡，直接诱因是联金灭辽；南宋灭亡，直接诱因是联蒙灭金。
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前门驱狼，后门引虎，遭受更加惨痛的劫难。唇亡齿寒的道理宋人不是不懂，然而当权者的鼠目寸光导致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
每一次宋人都低估了新崛起的野蛮民族的力量。
辽与宋有世仇，但澶渊之盟后，宋朝以自身强大的“软实力”逐渐使之“汉化”，换来了长达百年的相对和平局面。
但是联金灭辽却是两害之中取其“重”者，野蛮的金人在联合作战中摸清了北宋的虚实，得到燕云十六州后更发现这是进攻中原的绝佳“跳板”，结果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导致北宋灭亡。
蒙古崛起后，南宋统治者居然未能“吃一堑长一智”，联合蒙古攻打已经汉化的金朝。
尽管金哀宗遣使宋廷，指出“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必然之理也。”
但一意孤行的南宋君臣竟然毫不理会。
结果灭金之后才发现，蒙古虎远甚于金国狼。
倘若南宋君臣能看清形势，暂时搁置仇恨，制定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助金国抵御蒙古，待机而动，则局面可能大不相同。
以南宋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援金，估计金国可再多支撑10 年，加上金国本就能抵抗的22年，南宋有30多年的时间来以备强敌。
可惜南宋坚持联蒙灭金，在加速金国灭亡的同时也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更加不可思 议的是，在与蒙古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后，南宋居然没有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更没有全民皆兵，依旧在按部就班地发展经济，享受文治的成果。
也许南宋朝廷这样做确实避免了人民的巨大牺牲(南宋亡后人口约为战前74％，而金亡后人口只有战前的11％左右)，但是亡国之痛和由此导致的中华文明的巨大倒退却令人扼腕叹息。
这就是宋朝，最伟大也最令人痛心的宋朝留给我们的枯涩记忆与回味!
让我们暂时忘却那些宿命般的悲剧历史，还是用梅毅先生的话来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吧：。
那就是昔日的繁华，早巳成为深埋于地下的废墟；从前的风华，也化为过眼云烟，但无法否认那个灿烂时代的光荣与不朽。
往事越千年，我们仍能嗅到那三个多世纪汴梁和临安传来的梅花香气，还能依稀听闻诗人词家那一叹三叠的华丽吟咏。
伟大的宋朝，绝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她崩溃的瞬间，也如流星陨落一般，照亮了野蛮的黑暗，驱散了内心的恐惧，足以启发后人的心智。
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总是萦绕那个与野蛮为邻时代的方方面面。
伟人的宋朝，已经成为永恒!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