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的时候去到苏州的东山，第一次见到八步床的时候很奇怪，我是北方人，没在南方住过，不知道有这样的床，后来我就执意要买一张好的，隔了一段时间，他们那边人就写信，那时候还不兴打电话，写一封信通知我说发现了一个好拔步床，说希望我去看一看，然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买，我就去了。当我看见那张床的时候，我非常吃惊，那时候的运算工具也比较差，他是用手扶拖拉机给我拉过来的，一张床拉了三拖拉机，堆在那儿根小山似的，就是一张床，床柱大约有这么粗，非常地醋，10根，床上6根，浅廊上有四根，一共十根，所有的东西都是齐全的。
我后来统计过若干次，它用多少个零部件把它攒成的，最后也没统计清楚，大概几千个零部件，后来我就买回来以后，就经过修复，现在在厦门鼓浪屿上展出，一直搁在那儿展出，我当时是设想睡那张床的。
我因为古书读多了嘛，觉得这种床睡起来一定是其乐无穷，但是搁不进屋里去。我们的楼房很矮，我们一般楼房的屋里的高度就是两米五、两米六吧，那个柱子就两米八了，根本就立不起来，当时把它修复完了以后，因为它是零件，拿回到屋里的时候，就是想把它支起来，结果第一件事就傻了，柱子就立不起来，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当时想的特别好，就是把床上搁上一个书架，摆上常读的书，它不是有架子吗？上面安上各种射灯，还设想买一个小音响，睡觉时候可以听听音乐，想得别提多好了，可是床到今天也没睡过一天，非常地漂亮。
它的所有的围子，所有的细部都是用很小块的木头攒插起来的，我们将来会讲到，就是它工艺上的特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外行人认为一块大板雕出一个东西最值钱，其实从工艺角度上讲，越小攒插出来的东西越结实，价值越高，它把所有的应力全部消除，这是一个工艺，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一个体现。
清代小说家，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人生百年，所历之时，日居其半，夜居其半，日间所处之地，或堂或庑，或舟或车，总无一定之在，而夜间所处则只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共之物，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于此。“
这话写得非常动感情，他就是说，人生活了一辈子，你反正白天是一半，晚上是一半，那么你白天的地方说不准你在哪儿，他说你“或堂或庑“，就是你要不然在屋里，要不然你在走廊里，白天你“或舟或车“，就是你要不然坐船，那时候没飞机，要有飞机也写上了，你不定在哪儿呢，但是晚上，你肯定睡床上，那么他说这个床乃我相共之物，就是比我的老婆说起来还有个先后，它比我老婆来得还早呢，所以“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于此。“就是你对它应该重视啊，应该有情感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想使自己的生活好一些呢，好好地去置一张床，床是我们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尤其中国的床代表了我们文化中的精髓。
我们去故宫参观，你注意看床了以后你再看看皇帝的宝座，皇帝的宝座不是一个椅子的样子，是一个床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下一讲讲中国的椅具。
俗话讲，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叫站如松，坐如钟，是中国人讲究，坐有坐姿。我今天给大家先看一张图片，这是皇帝的宝座，皇帝的宝座呢，是一个床形，它为什么是一个床形呢？我们知道中国人待客的中心是睡觉的地方，所以床就形成了一个家具地位最高的一个家具。宝座是皇帝坐的，所以它在形制上有别于普通的家具，普通的椅子，所以它就做成了一个床形。我们如果有机会去故宫看，在故宫的每一个皇帝停留的房间，都可以看到宝座，它这个宝座，就是一个床形，这就是等级制度所造成的。
那么中国家具设计是有原则的，我们这个原则从宝座上就可以充分的体现，它叫尊严第一，舒适第二，当它发生碰撞的时候，舒适一定要让位于尊严，这跟西方的很多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中国过去的设计原则不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文精神 为本，这一点大大的高于西方的设计原则。我们强调的是精神 ，不是强调一个纯物质的东西。以人文精神 为本这句话表明了中国家具的一个设计的总体原则，这个总体原则在我们所有的家具中都可以体现。
我们抓住了这个原则的时候，再欣赏中国家具，再了解中国家具的时候，就觉得游刃有余，就是我们解释了，我们过去很多坐具，为什么非常的不舒服，皇帝的坐具也是非常不舒服，乾隆皇帝坐在椅子上，那感受还不如你们坐在《百家讲坛》的沙发上，你可以靠，还可以倚，他什么都靠不住。椅子非常大，他的宝座非常大，有多大呢？最大的一个宝座，目前存在颐和园，有2.95米长，1.4米的进深，有1.85高，比我还要高，1.4米的进深，是可以躺下一个人。
那么皇帝坐在这张宝座上，实际上是四边都不靠，皇帝就如同坐在一个板凳上，对皇帝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但他强调的是尊严。所以他就一定要忍受这个痛苦，这是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大家都觉得皇帝坐那个宝座上，是非常舒服的，他坐在万人之上，坐那宝殿里，大家都看他，你不知道他坐那儿，就是坐一个板凳上的感觉。
我们说了，这个宝座，是皇帝的专有座椅，但皇帝只是作为他行政上面，比如他登基，政务他坐这样的宝座，他平时坐什么呢？他平时坐的椅子，跟我们的，我们百姓坐的椅子，区别并不是很大，都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对我们自己的椅子，应该有一个了解，首先了解这个词汇，“椅”这个词的本意是倚靠，我们现在写的这个“椅”字，过去就是一个树种，有人认为就是楸木，椅树就是一个树，树名。我们就知道了，凡是带有靠背的，扶手的，可以倚靠的，这种才能，称之为椅，没有这个靠背的坐具，就不能称之为椅，这个椅的本意，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民间有一种简单的说法，太师椅，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古典的椅子，一般百姓就说，谁家有一对太师椅，怎么它叫太师椅呢？我们先说它的初始状态，是这个样子，是个圈椅，这个椅子呢，看着用料不多，很简单，这就是太师椅的初始状态，它是一个俗称是圈椅的这样一个椅子。
史书上记载，宋朝的宰相秦桧，他当时有个职务叫太师，太师是个虚职，品级很高，但是是个虚职，有点像个什么今天名誉理事，有点像个这样的虚职，不是一个很有实权，但是听着很好听。秦桧有一次坐在这个太师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圈椅上面，累了，向后仰着，向后一仰，头巾就掉了。当时有一个官叫吴渊，这个人有点眼力劲，喜欢拍马屁，你想想秦桧当时都是宰相，然后把就要这把头巾给他捡起来以后，马上就找人，就设计了一个荷叶的托首，就是他在椅背的后面做了一个荷叶状托，扣在这儿，你头往后仰的时候，可以躺在托首上休息。
吴渊当时下令一下子就做四十个，这个史书是有记载的，这个椅子的样子，就叫太师样，所以太师椅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这段故事谁记载的？不是后人记载的，是当时的人，所以它的出处都比较准确。这个人叫张瑞义，他在《贵耳集》里有这一段故事的准确的一个记载。所以太师椅从宋代开始，就叫太师椅了。
但是到了清代以后呢，这个太师椅，就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那时候，就不再注重太师椅的初始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圈椅的状态，后来的人不太注意这些东西了，凡是硬木的，比较贵重的，能显示人的身份的椅子，就统称为太师椅，到了清代以后，椅子的典型状态就是这样，这个也俗称太师椅。到了晚清以后呢，它所有的变化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比如扶手加宽，后背后面有一点过多的变化，这些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变化，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先讲一个故事。东汉有一位名士叫梁鸿，有气节，有文采，在当地非常有名。他的同乡有一个女子叫孟光，一心一意想嫁给他。孟光长得不好看，肤色比较黑，但特别有劲儿，史书上记载她能“力举石臼”，像个举重运动员。孟光到了30岁还没嫁出去，她父母就问：“你为什么还不嫁啊？”30岁很大了，不要说是在古代，就是在今天，30岁没嫁出去的人，父母也得问。是不是？她回答说：“我非梁鸿不嫁。”梁鸿一听这话高兴了，心想：还有这样的女子？那我就娶回来吧。我估计当时就是请媒人牵牵线，搭搭桥，也没见过真人，就把孟光娶回来了。孟光很高兴，就紧着饬，描眉画眼。但梁鸿一见她这样，就不高兴了，连着七天没有搭理她。孟光就慌神 了，不知道因为什么：怎么娶了我又不理我呢？她就向梁鸿请罪。梁鸿说：“你描眉画眼不如素面朝天好看，我得要个能过日子的老婆。”我估计他也不敢说你长得不好看，怎么画都没有用。孟光说：“那我就不画了，咱好好过日子。”于是孟光每天把饭菜弄好了，端到丈夫面前，高高举起。
这就是“举案齐眉”的故事，这个成语也变成今天夫妻相敬如宾的一个象征。这里的“案”，当时就是一个托盘。今天的托盘就是一个盘子，当时的托盘“案”，带有四个足，四足是缩进去的。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书案的“案”，形制上非常接近。这种托盘今天日本还在用，日本很愿意沿袭我们的古制。
案和桌在形制上有本质区别。何为案、何为桌呢？一般来讲，腿的位置决定了它的名称，而与高矮、大小、功能都无关。腿的位置缩进来一块为案，腿的位置你能不能再加五十，一会儿吃西餐什么的，说明他很注重这种小钱。我想他今天一定很后悔，当年拿了一个上辈子留下来的红木大条案换了个电视，搁今天我估计能换一个快倒闭的电视厂。
还有一种跟翘头案几乎一样的案子，叫平头案。把翘头去掉就是平头案。
还有一种叫卷书案。卷书案出现得非常晚，它两端的趋势是往下走。这种卷书形的案，过去炕上使用得比较多。
炕上的案子称为“炕案”，比较矮。因为在炕上，不必担心东西掉下来摔坏，就不需要再去挡着了。卷书案到晚清以后，非常受欢迎。尤其江浙一带，卷书案非常盛行，而且尺寸比较大，外形比较圆润，可能跟南方人喜欢柔软有关。北方却并不多。
我们知道，案子一般是家庭里体型最大的家具，它比较长，所以在搬动中会有问题，你经常搬动会感到特别不方便。过去的案子，估计都上不去今天的楼房，楼梯那儿就拐不过弯儿来。古人也考虑到了这些，设计出一种很新式的案子，叫“架几案”。
所谓架几案，就是两个几座上面架一块板。我们刚才说了，案是腿要缩进去，但现在大量的架几案是几座，人不能办事盲目，盲目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在福建莆田的一个祠堂里，曾经看过一张非常大的黄花梨案子。福建人的宗祠观念特别重，所以每个村里都有宗祠。那张案子非常巨大，长4.2米，案面是一块独板，俗称“一块玉”，就是说整块板跟玉似的，漂亮至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案子。这张案子几百年来都在这个宗祠里，受无数人的礼拜。可惜最后还是被拿出来卖，整个村里的人都在场院上坐着，买的人点好钱，全体村民一人分一份。以我当时的能力，没有办法买下这张大案。这案子现在在美国丹佛博物馆展览。我去丹佛博物馆讲课时，又看到这张案子，非常震撼。
这张黄花梨大案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在村子里起到一种凝聚力的作用。但村里人为了分笔钱，把几百年的案子卖掉了，最后辗转到美国，被人家珍而重之地供起来了。以后有机会去丹佛的人，一定要去看看这张“天下第一案”。
由于案子的陈设功能越来越大，它的实用功能就相对降低；相反，桌子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大，陈设功能越来越低。所以，桌案从功能上有了区分，这是在使用中发生的区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比如过去的人家，一进屋就放着一张大条案，靠着主墙，上面摆两只掸瓶。我小时候，去我的外曾祖母家，她在北京有一个大院。我那时候很小，觉得这张案子非常高，根本看不见案子上面的大掸瓶。这就是我对案子的第一印象，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后来这案子上哪儿了，我就不清楚了。
桌子在越来越接近实用的时候，就跟案发生了分野。桌，最早写成卓越的“卓”，它是高起来的意思 。比如卓然而立、卓尔不群。就是超出别人，高高地立在那儿。“卓”字后来才把底下“十”字变成了“木”字，写成了现在的“桌”字。
桌与案从功能上讲，差距不是很大。比如我们有条桌就有条案，有画桌就有画案，有书桌就有书案，有炕桌就有炕案。但有饭桌，就没有饭案。因为吃饭这件事虽然在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从精神 层面上讲并不重要。过去古人从文化上还比较鄙视吃。他觉得天天去谈吃，层次太低了，得谈点儿文化，谈点儿梅花、竹子，才比较雅。所以，吃饭比较低，我们就在桌子上完成。
古人吃饭的桌子大多是方桌，为什么呢？这跟我们吃饭的制度有关。我们早年是分餐制的民族，一人一份。为什么有举案齐眉这件事呢？因为当时是分餐，我举一份给你，我这儿还有一份。如果当时梁鸿和孟光是共餐，就也犯不着我举着你吃，然后你举着我吃了，对不对？我们的分餐制度逐渐演化成共餐制了。采用方桌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共餐制。这一点从我们的筷子上就可以看出来。早期凡是筷子长的家庭，都是富有家庭；筷子短的，都是相对贫困的家庭。
中国人的筷子有特别长的，是为了菜多的时候，能夹着远处的菜。今天餐厅有转盘，什么菜都能转到你跟前，过去没那事儿，你得去夹，所以筷子一定要长。日本的筷子短而尖。因为日本是分餐制，筷子不需要很长。它为什么是尖的呢？是因为日本民族吃生的东西，比如生鱼片，非常滑，夹的时候必须扎一下，才夹得起来。我们则不同，过去中国人吃饭很讲究，绝对不许扎。我小时候，记得姥爷就教育我说：“夹起来就吃，夹不起来就不吃，不许扎。”后来我大一点儿，人家告诉我说：“筷子扎馒头，是给死人吃的。”按照更严格的礼仪，过去在桌上吃饭，筷子绝对不许伸过中轴线，那边的菜再好吃，你也不许伸筷子过去夹，：“我儿子终于有治了！我儿子从来不知道关门。”
面条柜除了自动关门的优点外，还有非常好的视觉稳定感。因为它下宽上窄，当你离它很近的时候，更有稳定的感觉。一般人很少注意，当我们走近上下垂直的柜子时，由于视差的变化，柜子会变成上宽下窄。而当你走近面条柜时，它就变成直的了，这是一种利用人的视差、利用人的内心很细致的感受，设计出来的一种经典的柜子。由于面条柜的设计理念与众不同，所以它是中国古代家具中最贵的柜子，是西方人最为追逐的柜子，而我们自己往往会忽视。
面条柜进入清朝以后，数量就逐渐减少。民国到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生产这种柜子。很多人就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优良的柜子，反而不用了？这与我们国家人口增殖有很大关系。明末时，中国大概有不到1亿人。这种统计在学术上有各种争论，但一般都认为到明末，中国人口在9000多万到1亿人左右。到了乾隆朝，人口翻了两番，是4亿人。最重要的原因是晚明引进了番薯和玉米，这两大植物救了很多中国人的命。中国过去五谷杂粮都比较低产，一亩打200斤就算很多了。这两种植物的引进，是人口急剧增殖的一个基础原因。当然还有政治原因，就是康乾盛世的整体社会因素。
人口翻了两番，但房屋面积没有相应扩大。人均居住面积在下降，要求家具的摆放更紧凑。面条柜的摆放，必须是左一个、右一个，必须拉开，它不能靠在一起摆。因为当它靠在一起时，两个柜子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大的倒三角，视觉上不舒服。对于清朝人来说，这种柜子不再适合日益缩小的居住面积。
我们到解放那年，还是4亿多人，当时的口号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起来，就是4.5亿人。我们从解放到现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人口增长得非常快，大概增加了两倍，现在有13亿多人。这个数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